「中國女記者職場性騷擾狀況調查報告」

作者：黃雪琴

目錄

一、 前言
二、 受訪者基本狀況
三、 受性騷擾狀況分析
四、 實施者狀況分析
五、 性騷擾發生的場所分析
六、 經歷性騷擾後的反應和影響
七、 工作單位與警方處理狀況
八、 性騷擾預防機制狀況與態度
九、 總結和建議

一、 前言

1、為什麼發起《中國女記者遭遇職場性騷擾狀況調查》

2016年中旬，暨南大學一女學生在報社實習時被記者性侵，網路上引起了熱議，但媒體普遍對此事冷處理了。

然而，這樣的事件並非媒體產業孤例。在2010年到2014年間，我曾經多次經歷並目睹其他女記者被性騷擾：美女主播被要求四「陪」（「陪吃」「陪喝」「陪唱」「陪聊」），強勢的調查記者也在聚餐等場合上被開黃色笑話，藉著酒膽的領導在女記者面前解開了褲子，還有記者被霸王硬上弓。

2017年8月，與來自十三個國家的16名記者交流時，9名女記者中5位記者坦言，她們在記者職業生涯裡也遭遇了程度不一的性騷擾：被襲胸、被副主編摸臀、被當地官員灌酒。

10月份，「我也是」運動席捲全球，11月，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著名主持人查理· 羅斯（Charlie Rose）被十三名女性控告性騷擾。《紐約時報》著名白宮記者格倫·特拉什（Glenn Thrush）也被指對年輕女記者進行不檢點性行為。《洛杉磯時報》北京記者站站長、北京駐華外國記者協會原主席喬納森·凱曼（Jonathan Kaiman）被指控進行了「缺乏一致同意的性行為」。

可見，在媒體業裡，職場性騷擾並不少見。

2014年一項推特（Twitter）研究發現，女記者收到侮辱性評論的機率是男記者的三倍。保護記者委員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提出，攻擊者想表達的是，「Women who talk too much need to get raped（說太多話的女人應該被強姦。）」

聯合國記者協會曾提醒各國記者：稱呼成年女性同事為「寶貝兒」、「親愛的」等語言；與異性同事講「葷段子」；對異性故意發出親嘴的聲音；散佈或傳播異性的性歷史；向異性贈送個人生活用品等等。這都是性騷擾。

看似更敏感一點、更強勢一些，有更多一點的資源和話語權，也更願意、更勇於發聲的女記者群體，同樣遭受著其他行業女性所遭遇的同樣問題——職場性騷擾。

無奈的是，時常為弱勢群體維權發聲的人群，到了自己，也紛紛失聲了。如何處理應對職場性騷擾已經成為女性工作中一大挑戰。

中國的女記者群體裡到底有多少人遭受了職場性騷擾？報社、雜誌社等媒體單位有沒有預防職場性騷擾的相關訓練、規定？面對職場性騷擾，我們該如何防範？因此，我發起這份調查，了解中國女記者遭遇職場性騷擾的真實狀況。

2、如何發起《中國女記者遭遇職場性騷擾狀況調查》

《中國女記者遭遇性騷擾狀況調查》面向全國媒體女記者進行了網路問卷調查。問卷調查把性騷擾定義為：「不受歡迎的性舉措、性要求以及其他涉性的語言、非語言或肢體動作」，將性騷擾分為性別騷擾（gender harassment）、不受歡迎的性關注（unwanted sexual attention）和性強迫（sexual coercion）。

職場性騷擾是發生在工作場合的性騷擾。不同於一般陌生場合的性騷擾，職場性騷擾由於特定場景，性騷擾實施者可能來自雇主或領導、上司、同事、下屬、客戶等等「熟人」。受害者更容易傾向於選擇「沉默」。

問卷圍繞性騷擾的定義、形態、實施者身分、情況、性騷擾發生場景、次數、當事人反應和事後影響、工作單位、警方處理方法以及職場性騷擾預防機制等內容設定了22個問題。

問卷在2017年10月20日從自媒體ATSH（Anti-Sexual Harassment）啟動，針對性發向國內記者QQ群（多個記者群共接近2000名記者）、微信群、媒體交流群；並在微信、微博上私訊207名女記者做問卷；同時，透過電子郵件方式向三十九名女記者發送問卷；隨後，透過廣州性別教育中心、女權之聲、媒通社等網路自媒體平台發放問卷。以以上方法取得有效樣本，截至2017年11月25日，參與人數達1762人，其中回收有效樣本416份。

問卷的最後一項，我邀請了當事人（可實名可匿名）勇敢站出來，講述職場性騷擾的遭遇，89人寫了或簡單或詳細的留言分享曾經的性騷擾遭遇，21名當事人留下電子郵件表示願意進一步講述，其中包括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博士畢業生羅茜茜。37名女記者以電子郵件、私訊等方式向我詳細講述其遭遇，5名女記者拍下「＃我也是」照片。

3.一些感謝的話

《中國女記者遭遇職場性騷擾狀況調查》發出後，得到不少同行好友的支持，當然也有一些質疑與反對的聲音。身為媒體產業的一員，我仍然堅守著這份職業。

這份調查報告無意抹黑媒體產業形象，而是希望透過調查正視產業裡存在的職場性騷擾問題，試圖解答：媒體中什麼樣的人曾經或正在經歷職場性騷擾、其具體情況如何？實施這些性騷擾的人是誰、有什麼身分、與當事人是什麼關係？職場性騷擾在什麼場所更容易發生？當事人是如何因應的、事後又有什麼影響？職場裡對預防職場性騷擾的教育訓練是否有需求？當前媒體業裡職場性騷擾預防措施和機制的情況如何等問題。

為了更全面地了解媒體狀況，我詢問了三十二家國內報社、雜誌社和自媒體、網路媒體以及十三家境外駐華媒體機構，了解其在預防職場性騷擾方面的具體措施和方法，希望可以借鑑些有效做法、提出些建議。可惜的是，至今為止，沒有一家媒體單位表示有明確的職場反性騷擾訓練、規定和相關機制。很感謝詳細幫我了解狀況、耐心回答的記者朋友們。

這段時間需要感謝的人很多，提供建議的師友們，謝謝你們寶貴的意見；提供平台進行宣傳的媒體同行；提供印刷支持的廣州性別教育中心；幫忙翻譯、校對、設計的志願者朋友們；當然，還有參與調查、與我分享個人經歷的受訪者們，就不點名了。是你們讓這份報告成為可能。十分感謝。

黃雪琴

二、 受訪者基本狀況

416份有效調查問卷主要來自中國一線城市和較發達、聚集了較多媒體單位的省份，其中，

68%的受訪者來自廣東省、北京市和上海市三地。其他來自湖北、浙江、山東等地。還有一些受訪者來自港澳台地區，其所佔比例數據並不大。

問卷調查尊重性別多元性，416位受訪者中，83.5%為異性戀，8.5%為雙性戀，3.3%為同性戀者，對自我性別仍未能清晰認知的為4.7%。

86.2%的受訪者集中在18-24歲和25-34歲兩個年齡段，這個年齡層裡絕大部分的女性是職場女性。

本次調查受訪者對象明確，問卷投向也相對精準，但從當下職業調查發現，52.1%受訪者是其他職業，26.7%受訪者為文字記者，13.5%為編輯；只有49.6%的記者仍在媒體單位工作。

當下工作單位調查中，只有21.5%仍在報社工作，15.4%為網路媒體，7.2%為電視台，超過五成（50.4%）的記者已經從事其他職業了。

小結

從以上資料樣本發現，受訪者多來自一線城市、已開發地區，受訪對象主要集中在18-34歲；然而，從當下職業與工作單位數據不難看出，近年來媒體人才的流失情況相對嚴重。

一直以來，外界對於媒體人的關注多聚焦在人才的流失。但背後的一些深層原因卻鮮少被提及：不少女記者的離職，除了媒體產業收入不再景氣、新聞空間萎縮外，與難以忍受來自領導、同事的職場性騷擾也息息相關。

如何營造性別平等、友善健康的工作環境，是媒體留住人才應該思考的一大重點議題。

個人講述

大學實習到畢業工作，5年來也經歷多家報社，無一例外都有猥瑣中年男領導或老男人存在。他們仗著有些才華，有的還小有名氣，眼神充滿種種私慾，先是藉著一些休閒場所，如KTV唱歌、部門聚餐，藉著歌曲一再挑釁「今夜你孤不孤單？」「妹妹你坐床頭，哥哥我不想走」…然後是藉著酒意用肢體各種試探，摸摸頭、挽挽腰部、捏捏手；再得逞了，就是熊抱，有領導在一次出差中，把房號發到手機裡，看著那號碼，一股憤怒和屈辱…可惜，當年太年輕太膽小，沒有相關的知識，也不知道找誰求救，只能自己看著手機哭。

很是諷刺，我們自認為以筆為嘴，為全民發聲、為弱勢群體維權，然而，卻恥於為自己捍衛權利。我也多次目睹其他同行遭受性騷擾，尤其是廣告部的女生們，不是今晚被拉著去陪酒，就是去陪唱。有次深夜看到一新來的畢業生倒在報社樓下吐，問她怎麼了，她說沒想到媒體也這麼黑，本想到領導辦公室吐一下，但沒力氣上樓了，就在樓下吐了。一個星期不到，女孩辭職了。看到太多的性騷擾，然而報社的人似乎都習以為常了，這一度也扭曲了我的職場觀。

後來機緣巧合遇到女孩，問女孩怎麼那麼有勇氣離職，女孩說，她吐完第二天諮詢了兩位在其他報社工作的學姐，兩位學姐都見怪不怪了，告訴她，要麼聰明躲開，要麼趁早堅決轉行。女孩說她嗅到了媒體強烈的腐朽味，決然轉行了。

堅持到前年，媒體裡實在沒有什麼值得堅持了的，我和另外三個同行一起辭職了，現在的公司是家新創業的公司，暫時沒有看到性騷擾現場。和一起辭職的朋友聊起，都在感嘆，媒體的氛圍已經被污染，退一步吧，可以海闊天空，風和日麗。

媒體產業裡有如此大範圍的性騷擾事件，然而被報導的寥寥無幾，情況被普遍視而不見，與媒體行業裡老男人們爬上了權力的高峰，掌握了權力和主要話語權離不開干係。而這樣的環境又會導致女記者紛紛轉行、媒體人才流失，媒體環境更加惡劣。

二十七歲，南方某報社日報記者

14年媒體收入差，報社給我們都分派了訂報任務，我手上是五十份。另外還有10萬的經營任務！去鄉鎮跟鄉鎮領導訂報，對方帶我們去吃飯，吃完都十點半了，對方說，太晚留下來過一夜吧。明天再跟你們簽合約，幫你們完成任務，還給你們廣告。

想著合約不簽很難交差，而且被逼著陪喝了不少酒，頭竟暈沉沉的（我是東北人，以前用南方的迷你杯子喝白酒完全不當回事的），身邊也有業務員在，心想他也不會不管我。於是送走那領導後，我們就留在鎮上一飯店過夜了。

真是鬼迷心竅了，喪心病狂了，半夜還是凌晨？迷迷糊糊中，那領導開了我房間的門。隔天一早我在震驚中醒來，全身酸痛，看著陌生的軀體一陣陣噁心，第一時間跑去洗手間鎖了房門，開了最大的水量哭著不斷洗澡，覺得自己好髒。當時也想過報警，但手機在外面，又不願意出去看到那個噁心的人。哭著猶豫、難受。洗了大半小時，好像聽到鎖門聲後才敢出來，那混蛋留下2000塊走了！ ！ ！

看著那錢更是屈辱，可是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打了電話給業務員，業務員說他還在睡。只是普通同事關係，我也不敢跟他說。想打電話給那噁心的領導質問，才發現自己沒有他的電話！！！！！一時又害怕了，還是沒能做些什麼（真的很懦弱）。當天我沒簽約就回去，後來是業務員說因為他訂報任務完成了，但廣告費用是沒有的。

真TM噁心。更悲劇的是，此後看到那鄉鎮領導甚至是那鎮的名字我都忍不住感到噁心。

一個月後就辭職了。辭職也是沒說什麼的，那麼噁心的事，自己也說不出口。而且還不敢去質問那個一起去的業務員。也不知道他知不知情，反正覺得他看我都帶著些異樣的眼光。實在受不了。

幸好兩年前，偶然看到那混蛋貪污被雙規的消息。當晚去吃了五斤小龍蝦慶祝。報應！想告訴女記者們還有其他女性們，為工作去忍受性騷擾，甚至付出自己身體，真的不值得！

二十九歲，南方某報社

三、 受性騷擾狀況分析

超過八成（83.7%）的受訪者表示曾遭受程度不一、形式不同的性騷擾，42.4%的受訪者遭遇的性騷擾不只一次，18.2%遭遇了5次以上的性騷擾。

雖然問卷對象為女記者，但從性傾向來看，性騷擾的受害者不限於異性戀，同性戀和雙性戀遭遇兩次以上的性騷擾比例也不低，11.69%的雙性戀曾遭遇2-4次的性騷擾，7.6%的同性戀遭遇5次以上性騷擾。

在遭受職場性騷擾2-4次的176名記者中，52.6%的當事人處於25-34的年齡層中，遭受5次以上性騷擾的75人中，84.8%的受訪者處於18-34的年齡層。18-34的女性多是職場女性，可見，這些年齡層是職場性騷擾的多發時段。

記者遭遇的性騷擾中，主要為性別騷擾和不受歡迎的性關注、未經過同意和你講和性有關的玩笑或話題、展示猥褻文字/圖片（48.2%）和有人未經同意故意觸碰你的身體或隱私部位，讓你感覺到厭惡（46.3%），以及未經同意用色情/猥褻的目光注視你（39.9%）是主要的性騷擾形式。

性強迫中，6.3%的受訪者被迫進行了性行為。

小結

即便平日更善於發聲、更勇於發聲、掌握更多話語權的記者群體，面對性騷擾也顯得相當無助。受訪的416名女記者中，345名表示曾遭受程度、形式不一的性騷擾，174位記者遭遇的性騷擾還不只一次。各種職場性騷擾中以黃色笑話、展示猥褻圖片和未經同意故意觸碰身體或隱私部位為主。

需要注意的是，52.6%的性騷擾當事人處於25-34的年齡層中，在這個年齡層，學子畢業紛紛進入職場、努力打拼，承受競爭壓力同時還要比男性面臨更多的職場性騷擾。

個人講述

我還是名學新聞傳播的學生，在大二暑假我去電視台實習，主要是做一些助理性的工作，在我實習的一個月中都規規矩矩的上下班，前輩們對我也都很好。

騷擾的事情發生在我走的前幾天，我去找我們那個節目的主任簽字，我當時走到他旁邊（他有一間私人辦公室），他簽完後對我笑著還拉住了我的手（當時他是坐的，我是站著的），我當時一下子傻住了，我不懂他拉著我手是什麼意思、要做什麼，我印象中他還說了個什麼「漂亮的」，因為他拉我的那一刻我就腦子空白了，所以那句話具體怎麼說的我也記得不清楚了。

之後我回神把手抽過來跑了出去，沒有在辦公室停留而是跑到了廁所，我跟我男朋友打電話、我很害怕，我第一時間有想到給媽媽打，但我怕她太著急趕過來，因為我男朋友比我大幾歲，比較成熟也在外地，我主要是怕他們聽到會立刻衝過來。我哭著跟他說了一會兒，我當時很害怕，現在我大四了，回想起當時那種害怕的心情都還想哭。

我的這個經歷之後就只跟一個室友說過，因為大四面臨著實習，我是想以我的例子告誡她要小心提防，我也在想，如果當時我站在他桌子對面而不是在他旁邊，會不會就不會發生這種事了？總之我也是勸她要小心。

在眾多性騷擾的案例中，也許我的聽起來微小很多，感覺沒有受到太嚴重的傷害，但是這件事給當時的我很大的心理打擊，可以說是我在學習新聞後第一次接觸媒體、第一次涉世，碰到這種事情我只會哭泣、只會跑掉。我看到這個調查的時候腦海裡湧動著這件事，我很激動，因為終於有人做這種事了，我希望在我憧憬的這個行業裡能夠充斥著安全和尊重，謝謝。

某校新聞學子

數了數，當攝影記者兩年，經歷了三次的性騷擾。第一次是給一個企業家（其實也就是個鄉鎮企業老闆）拍照，對方很不自然，拍了十幾分鐘之後，叫司機拿了瓶紅酒進來，他說喝幾口會比較放鬆。也不知道幾杯紅酒下去，拍照是比較放得開了，可是行為也開始不檢點了。後面還把秘書喊來一起拍，一手抱著人家的腰，好像還捏了一下秘書的屁股。最後的時候竟然說，這個記者也忙了那麼久，叫其他人來幫我們拍一張吧。我說不用了，對方卻說我不給面子，是不是看不起他？我說不是不是，心裡不斷說是是，是看不起的。對方又說了，不是的話就來拍一張，就一張。拗不過，我不情願地走過去，告訴司機，只要按一下就好了。剛走近，那暴發戶右手立刻抓住我的腰，左手抱著秘書，大喊秘書「快拍快拍」。於是，相機裡就留下了一臉懵逼的我和笑得噁心的暴發戶以及也一臉苦笑的秘書。拍完後，我趕緊走開，說「老闆喝多了，我先走了」。出去第一件事就是查看照片，並刪除了那無法直視的相片。

第二次是和其他報社記者一起參加規劃局組織的群訪，去的地方比較遠，規劃局安排了小巴。我先上車坐在角落，另一位媒體記者上車後問可不可以坐隔壁，我說沒問題。閒聊了幾句，我就在車上睡著了。半醒中感覺有東西壓著胸口，瞇著眼一看是那記者對著焦往窗口拍東西，舉著相機的手肘正好頂著我的胸部，我驚醒、坐直，張大眼睛看著對方，對方也被嚇了一跳，趕緊把手和相機伸回去，連忙道歉「不好意思，吵醒你了。」

我冷冷地盯著他，問你剛才在幹嘛？對方滿臉通紅回答「拍點東西」。拍東西要挨我的胸？對方立刻小聲道歉了，告訴我他錯了，希望我不要聲張，以後再也不會了。看著他應該一時起的色心，道歉也及時，而且我也不想被大家知道自己被性騷擾，就沒追究了。

第三次是一次過年的時候，好幾個領導在群組裡發紅包。有幾個同事總是喜歡發一些衣著很清涼的女子跪著感謝的表情包。這樣的跪舔讓人反感，我發了一句「這樣的圖片有傷大雅」，然後就有個領導回了句「不知道在床上還雅不雅？」也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是領導，沒有一個人敢出來說話，都發了不同的拜年圖片嘻嘻哈哈地掩蓋過去了。很失望。

26歲，北京某報社

四、 實施者狀況分析

超過九成（91%）的職場性騷擾實施者為男性，其中，40.9%的實施者是當事人的領導，30%為同事，實施者中有37.1%為陌生人，其次為同學、受訪者（訪談對象）及其他。也有8%的受訪者表示，遭遇的性騷擾有男女及男女以外的性別。

將實施者身分與當事人遭遇的性騷擾進行交叉分析發現，實施者為領導和同事的，對當事人進行的性騷擾多數為未經過同意和你講和性有關的玩笑或話題、展示猥褻文字/圖片（共149人）、未經同意用色情/猥褻的目光注視你（共134人），以及未經同意故意觸碰你的身體或隱私部位，讓你感覺到厭惡（共129人）。

而親屬中，發生比例較高的為未經同意故意觸碰你的身體或隱私部位，讓你感覺到厭惡（10人），未經同意對你進行猥褻性的動作或暴露性器官（露陰）（9人）。

記者訪談過程中接觸到的受訪者（採訪對象）性騷擾中，則多是未經過同意和你講和性有關的玩笑或話題，展示猥褻文字/圖片（38人）。

小結

媒體性騷擾中，91%的受訪者表示性騷擾實施者為男性，40.9%的實施者是當事人的領導，30%為同事。這說明在職場反性騷擾教育與預防上，應該著重對男性的教育，讓其正確認識性騷擾並正視問題，預防其成為性騷擾的實施者。

職場上，加強與防性騷擾訓練和教育時，也應該加大對職場領導人、負責人的教育和懲戒工作，建立單位/公司負責人責任制度，讓企業雇主承擔連帶責任，加強對權力擁有者的監督。

個人講述

6年前進入報社，報社領導人經常QQ找我聊天，每次都是「寶貝」、「親愛的」開頭，後來我和要好的同事說，同事也給我看她的訊息，原來他對每一個女記者都稱呼寶貝和親愛的。

有時候他還發一些男女的色情圖，我都不回覆。而在群組裡，每次女記者說完話，這個領導都會發一些色瞇瞇的看著對方或者誇這個姑娘好看的圖片，就是那種閃著黃色綠色的光、加上紅色大字的中老年人專用圖，十分低俗。

報社聚餐的時候，本來都是很自然地領導們坐一桌、各部門坐一桌，可是好幾次，他也會故意拉一些年輕女記者過去，席間時常講一些黃段子，說完還要捏捏你的手問「是不是？」真的超級尷尬和噁心。一開始我很不適應，後來發現大家似乎都習以為常了，有時還會一起起哄。其中還包括些女記者。

我問過要好的同事怎麼看待和處理？他們都說，老一輩的記者從江湖裡來，受到的新聞專業教育不多，積累的都是江湖手藝和江湖痞氣，調戲女性、尋女性開心幾乎是這一代江湖老記者的通病，尤其是當他們站在權力的中心、被權力全面熏染，原本傳統的男尊女卑、江湖痞氣更加明顯。怎麼處理？聰明潑辣的，擋過去；膽小怕事的，躲著走；委曲求全，那就是悲劇。

同事後來也告訴我，有個剛畢業不久的實習生委曲求全了幾次，後來懷上了。再後來，那個領導離婚與這個實習生結了婚，從性騷擾到姦情再變成愛情，竟然也成了一段佳話。坦白說，真讓我大開眼界。至今他們聚餐都時常開玩笑說，女孩人生贏家。哎。

二十九歲，上海某報業集團

謝謝雪琴的調查。我就是那個「個性開朗、身材火辣、寫得了稿、開得了玩笑」還是一樣被領導性騷擾的前同事。真心佩服你的勇敢。媒體業和其他行業一樣，都存在著職場性騷擾。只是，媒體掌握話語權，槍口對著別的產業，不願意自揭其醜罷了。

最主要的是，許多職場中人，尤其是掌握了權力的人，根本不認可「性騷擾」或「職場性騷擾」的概念和內容，他們更傾向於認為這是一種「資源交換」。這群人根本看不到背後權力、資源的不對等和女性的不情願。他們還把不情願當作女性的欲拒還迎，真無言以對。或者說，這群人從根本上就不認可男女平等，所以在他們大男人的世界觀裡，物化女性、矮化女性都是正常的。尤其一個單位的領導階層是這樣的人群，其單位的文化和氛圍就可想而知了。XX社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而且從發達的城市到相對閉塞的城鎮，性騷擾越來越嚴重。在我現在的小城鎮裡，男人結群調戲女性是常有的事。哪一個飯局不會找一兩個女性去調戲下？一群記者互相認識，圈子都在一起，都是互相包庇的，性騷擾女記者女實習生都是團體犯案。你不願意吧，說你心胸狹窄、不懂交際，最重要的是還很可能集體排擠你。現在我無所謂了，反正也不在媒體產業了，即便是其他產業的職場性騷擾，在小城鎮也是一樣更糟。

現在更加清楚自己要什麼，他們強迫不了我。也算是成長的代價吧。年輕的女孩們不太懂得真正重要的東西，希望你的報告可以幫助她們。

反職場性騷擾的路很難走，需要對抗權力。我是覺得，問卷裡說的媒體單位有無推出相關的反性騷擾訓練和文件，這是不夠的。還需要有個問責制，問責單位最高領導人。哎，不過也難，誰願意自己制定規則來約束自己，所以任重道遠啊。

思想上也需要再多一代人的積累，現在的90後、00後已經有性騷擾的概念了，也更認同。但也無需氣餒，我們比那群人更長命，哈哈哈，是不是。等老一輩老古董老思想都死光了，我們就勝利了。

三十歲，前某社記者

五、 性騷擾發生的場所分析

公共場所（辦公室、會議室、資料室和洗手間）和私人場所（個人辦公室、家庭房間裡和酒店房間）發生性騷擾的機率不相上下，前者為43.8%，後者為37.7%；公共及娛樂場所（地鐵、公車、KTV、飯館）也達到42.2%，說明性騷擾可以在任何環境中發生。

而隨著網路的普及，社群軟體逐漸成為主要的社交手段，透過打電話、手機發送黃色笑話、猥褻圖片、影片進行性騷擾的也達到了31.6%。職場性騷擾網路化。

將性騷擾發生的場所和性騷擾的種類進行交叉分析後發現，性別騷擾作為較為常見的騷擾發生在各個場所中；公共場合和私人場所裡，性別騷擾和不受歡迎的性關注兩者的比例都很高。較嚴重的性強迫（20位記者表示曾被迫進行性行為）則多發生在私人場合。

小結

報社、雜誌社等工作單位有責任和義務創造安全友善的工作環境、加強工作場所的安保、消除監控盲區、提高對職場性騷擾的重視，加強性騷擾預防意識。

個人講述

有次晚上九點，編輯打電話說回來報社改稿子，我叫了車回去，報社裡只有四五個人了，我跑去找編輯，編輯讓我坐在他位置上，他的位置在辦公室最裡面的角落裡，背後是落地窗。他拉下窗簾，一邊問我採訪細節，一邊拉著我的手不斷地撫摸我手心，我內心幾萬匹草泥馬奔騰而過。我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看到他的保溫杯，我故意往保溫杯方向大力甩滑鼠，撞到他的保溫杯，故意尖叫著站起來，前面的幾個編輯聽到了，跑過來問什麼事情，他才鬆開我的手，我得以逃脫。

還有次是我的舍友，也是另一個媒體的記者，也在晚上接到副總編輯的電話說回去改稿子。我跟她說不要去，電話裡改就好。

那些動輒叫你回去改稿子的，改稿子，改你妹啊。

23歲，北京某報社

這件事跟工作無關，是在地鐵月台上遇到的。當時我在地鐵月台邊走邊看手機處理工作上的事情，這時迎面走來一名男子故意撞我手臂並摸我大腿，我馬上回頭瞪了他一眼，發現他一直走一直也在回頭對著我淫笑。列車到站了，我上了車廂，發現他也跟著我上了同一節車廂，我害怕了，馬上往前面幾節車廂走，沒想到他還一直跟著我。這時地鐵門關的鈴聲響，我馬上跳了出去，下車了。看到他在車廂裡依然對著我淫笑。我非常害怕，馬上坐了反方向的地鐵離開，並向工作人員求助報警。來了兩個輔警，告訴我這不用報警，因為沒有造成傷害，只做了所謂的筆錄，留了聯繫方式，我跟兩個輔警說，只要調站台監控就能見到那個人，事後連一個電話都沒有打來。這件事之後，我隔了2個月才敢再去同一個地鐵站。然而沒想到幾個月後，我在體育中心再次遇到了那個人，一眼就認出那張噁心的臉，依然從我身邊走過企圖要撞過來，依然一臉淫笑。只能快步走開。

不願意留名的受訪者

六、 經歷性騷擾後的反應和影響

遭遇性騷擾之後，57.3%的當事人選擇了沉默/忍耐/躲避，只有3.2%的人報告單位上級領導、人事管理部門，報警的更是只有0.6%。也就是說，在348位遭遇了性騷擾的受訪者中，只有2人報警了。

至於沉默忍受的原因，57.4%的當事人表示一時傻住沒能反應過來，48.6%的當事人不知道該如何反抗，38.6%的人認為遭遇性騷擾會對自己的工作/生活產生不好的影響，22.6%覺得羞恥丟人。

經歷性騷擾後的影響，61.4%的人覺得自尊心受到傷害，感到挫折和沮喪。

遭遇性騷擾次數與性騷擾影響交叉分析發現，受到2次以上性騷擾的176名當事人中，有44名嚴重影響了與人正常的人際關係和交往。22名記者表示嚴重影響了事業（如辭職或放棄調職）。29名記者有持續的精神壓抑，10名有自殘或自殺的傾向。

在選擇不向單位/警方報告、投訴的原因中，61.3%的當事人認為報告投訴也沒有用，48.9%的人則害怕隱私被洩露，影響了事業和個人生活。

小結

因為職場性騷擾通常為突發性，發生的空間與場所也相對私密，大部分當事人「一時沒有反應過來」，或者即便反應過來了也一時間「不知道怎麼反抗」，這都說明著即便是資料收集能力相對較強、平時危機反應比較敏銳的記者群體，也十分缺乏預防職場性騷擾的意識、知識和技能。同時，覺得羞恥丟人和擔心對生活和工作有不好影響則說明著當下社會對性仍污名化，沒有正確的認識，這又影響了對職場性騷擾的預防進程。

經歷性騷擾後，61.4%的當事人覺得自尊心受到傷害，感到挫敗，然而只有極少人願意投訴，但是沒有人願意公開表示遭遇性騷擾，這可能與女記者群體相對自尊心更強，也更加心高氣傲有關，導致女記者們遭遇性騷擾後覺得礙於面子和心氣不願意投訴和報警。

面對職場性騷擾的無力與矛盾，16.3%的媒體人有持續的精神抑鬱，12.4%的當事人認為性騷擾嚴重影響了事業。媒體本是相對「開放」的行業，要求記者接觸各行各業的人，而採訪環境又相對私密。遭遇性騷擾後不少當事人難以再與受訪對象建立信任關係，進而影響工作。

遭遇性騷擾後，甚至有5.6%的當事人有自殘或自殺傾向。可見報社單位對當事人心理疏導與支持的重要性。

個人講述

2016年7月15日，我踏入社會，在報社工作的第九個月，當時23歲。如往常一樣，我按部門領導要求一同外出採訪，在回程中，領導提出去附近公園逛逛。我當時不知危機將至，只說隨便。於是在公園中，領導兩次對我採取抹胸、強行抱住亂摸以及口中污言穢語的行為。第一次我嚇得跑開了，沒想到還沒有緩回神，又被抱住。

事後，我隱忍數月，情緒低迷，每天工作度日如年。直到隔年3月，得知該領導即將調到其他部門，我害怕以後沒有機會揭穿此人陰險嘴臉，在部門大會上實名舉報該領導性騷擾、猥褻女下屬。然而，分管女領導和新調任的女領導一致要求我保守秘密，他們將申請單位紀委介入調查。實際上，此後單位並沒有給我隻言片語的交代。

此後兩個月，我選擇離開報社，離開這個帶給我惡夢的地方。可能說來可笑，在事情發生後的幾個月裡，我曾壓抑到想過從十三樓的辦公室跳下去。直到我揭穿此人嘴臉後，那份恐懼才漸漸減淡。要是現在，再有人問我，對於媒體，尤其是其中的那些中年領導層男人，用一句話概括是什麼？那一定是：一群噁心、卑鄙、猥瑣的油膩男子。至於為什麼以偏概全，是因為那份傷害直戳心底，也許能癒合、但永遠不會被遺忘。

二十五歲，北京某報社

因為比較善於寫人物，報社常安排我做人物特稿，也因此遭遇了性騷擾。第一次性騷擾我的訪談對象是一位政協委員。當時是夏天，我穿了連身裙，採訪的時候翹著腳，可能裙子偏短了，對方回答問題時眼卻時不時瞄上我的大腿，只好把筆記本放在腿上一邊採訪一邊做筆記。當我很認真做筆記時，對方還用鞋尖假裝無意地劃過我的小腿。

再一次在飯店的咖啡廳採訪，受訪者是外國青年企業家，見面的時候，他很用力地擁抱我，那力度不是普通的問候，很明顯感覺到他的胸口往前壓我的胸部。這「見面禮」讓我很不舒服，採訪就完全照提綱做了。離開的時候他又想擁抱，我趕緊躲開了。那兩次的人物特稿寫得很爛，但不管編輯怎麼催我，我也不願意再見面補充採訪，被狂批之後，很少再接到重要的人物採訪任務。

後來的採訪只要是男性的採訪對象，我都要求雜誌社一定要派攝影記者來跟我一起去。難以建立與受訪者的信任關係，甚至對男性領導和同事都有一定的警惕和抵觸心理，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的稿件品質和工作水準，因此，又影響了自己的酬薪和晉升機會。

二十六歲，南方一雜誌社

該怎麼說呢？記者、律師、警察都是我嚮往的職業，總覺得帶著些為民除害的正義感。真正進入媒體才發現，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遭遇了職場性騷擾也無法正確處理。即便受害者就是自己。

第一個騷擾我的就是最大的領導。我進入的時候他也新調職而來，有個晚上，他邀請大家去他家做客，說暖暖新居。我和兩個新入職的女記者一起去了。去了才發現，全部都是女記者啊。只有一個男同事，也被打發出去買些飲料。

他有60歲了，是可以當爺爺的人。一開始我們都沒有任何戒心。可是在廚房煮飯的時候，他一時藉口「這牛肉切得太厚了」捏捏你的手，一時說「該加鹽了」掐一下你的腰，而且還不止對我一個人這樣，對其他人也是如此，大家你看看我，我望望你，不知道該怎麼反應，也不知道該怎麼說，十分尷尬。

吃完飯大家紛紛以有事藉口走了。路上卻也是沒能討論這一問題。那時候只是覺得，這個領導有點色色的，未能去了解性騷擾。後來，我們都盡最大的可能不和這領導相處。

另一個性騷擾的是部門的主任，其實第一個年頭裡，他對我完全沒有任何不當行為，直到第二年中旬，他某天突然給我打電話，說心裡有點難受，希望我陪他聊天。我覺得很奇怪，但也沒多想，這一年多來他都很照顧我，也從來沒有企圖，於是陪他講了一個多小時電話，具體講些什麼我也不太記得了。只記得從這次之後，他就頻繁給我傳訊息、打電話，說與老婆關係不好，想離婚，又擔心影響了孩子。我也只當他是找個人傾訴吐吐苦水，還是沒有太在意。都是盡可能地安慰他。

直到一個晚上，大概12點了吧，他打電話來說在外面，想我出去陪他走走。我說太晚了，不太方便，他就說，真的很需要跟我談談。我說深夜了，我不想出門。他就搭計程車來了我的住處。說你只要下來跟我聊一下就好。雖然不情不願，我還是下去了，一見面他卻緊緊地抱著我，說你才是最懂我的人什麼的，我嚇呆了。他還吻了我！ ！ ！直到他吻的時候，我才反應過來拼命喊放手。喊的聲音有點大，他也嚇了一跳，連忙摀住我的嘴說別喊。他摀得大力，我也不想驚動太多人，點點頭，他才放開了我的嘴。我彎著腰大力呼吸，叫他放尊重點。他還想過來抱我，剛好有一輛車開過來，燈光耀眼，他用手擋了擋，我趁機跑回自己的住處。此後，他還是繼續傳訊息，先是道歉，然後告白。重重的恥辱感襲來，他的訊息我無一不刪除，後來才覺得自己笨，就應該保留起來當證據。

害怕他的深夜電話，一到晚上10點我就會關機；害怕見到他，一般可以不去辦公室我都不去，在外採訪完就回家寫稿；部門會議也盡量坐在最後面。這樣忍受了半年，卻從未想過去舉報。在我的認知裡，被性騷擾真的是很可恥的事。好像被知道了就很不光彩。尤其每次我父母在親戚面前稱讚，我閨女是省城的記者，厲害吧。每每看到母親臉上因驕傲散發的光就覺得慚愧不已。

後來老家的電視台招聘，我二話不說就回去了。離開得靜悄悄的。

原本以為一切都可以慢慢雲淡風輕，回歸正軌，重新再來，我卻發現自己已經不再熱愛記者這一職業了。對記者群體，尤其是那些自認為有一定經歷的、爬上一定位置的資深男記者，更是厭惡。對一些男性採訪對象有一定的警戒和反感，這某種程度上影響了工作的品質；只要超過10點，我就一定要關機，即便好幾次因此誤了一些突發新聞被批評。不久前在前同事的朋友圈看到你的稿子和調查，我竟然看哭了。

你說的對，受傷的人，一路走來，傷口都只是草草遮蓋了一下，來不及負責地處理，忍受著、沉默著，我們就匆匆上路了，隨著時間過去，成長了，以為傷疤好了，可卻還隱隱約約會疼。或許真的像你說的，只有重新揭開傷疤，讓裡面的淤血流出來才能真正治癒。

謝謝你。希望我的分享可以自我治愈，也給更多女記者們一份力量。

二十八歲，南方某城電視台

七、 工作單位與警方處理狀況

遭遇性騷擾後，受訪者中只有3.2%，即十三個當事記者選擇了勇敢向上級單位領導、人事部門報告性騷擾，然而這十三個人中，只有一家單位對實施者進行了重罰，一個口頭責罰了對方，其他的要麼當作不知道，要麼叫當事人不要聲張。

因此，在對單位的反應和處理滿意程度調查中，只有3.3%的表示十分滿意。而報警後對警察處理感到滿意的只有0.4%。

單位或警方處理職場性騷擾，受訪者認為最重要原則為嚴懲實施者（63.5%）及保密（57.1%）。

小結

從單位處理方式和當事人對單位、警方的處理滿意度不難看出，受訪者對社會處理性騷擾的機制普遍缺乏信任。公司單位和公安部門應該加強對性騷擾知識的了解和學習，加強對性騷擾事件的重視度和敏感度，提高處理效率和能力，建立當事人對單位和警方的信任感。

同時在處理職場性騷擾時，應著重於對當事人資訊的保密及嚴懲實施者。

個人講述

喜歡時尚性感的東西，畢業後好不容易找到一時尚雜誌社，剛進去就被主編（女的）要求，做時尚的衣著打扮不能老氣，思維和心態更必須跟得上時代。這都是我強項。因為身材高挑（1.68米），穿什麼都比較出彩，常常被同事盯著看，尤其是男性同事。偶爾穿個吊帶，打扮得性感一點吧，那些男人眼光裡的色瞇瞇更加明目張膽，有次有個男同事竟然拍了我屁股，還笑著假裝輕鬆，說「這條裙子不錯啊，顯得臀很翹哦，這種顏色不好駕馭，也只有你能穿了」。看著對方很快坐下工作，假裝沒事發生，我也不好發難。後來一次聚餐，我藉著酒勁質問他，當天為什麼拍我屁股，對方竟然說，「你穿成那樣不就是想被讚揚，我拍你就是讚揚啊，而且，看你也不像那麼保守的人啊。」氣得我當晚向主編投訴，主編卻說，她會叫他下次注意點，並未對對方進行任何處罰。

此外，雜誌社營運部的負責人三天兩頭就來我們採編部炫耀，「今天哥又談下10萬，妹妹們怎麼感謝我？今晚不見不散？」好幾次還把手機拿出來，給我看一些國外泳裝模特兒的圖片，說「你長得有點像這個鬼妹，不會是你出去撈外快吧？」，「你看，這女的胸型還沒你的好看」。男同事（就是拍我屁股那個）還一邊調侃，「哎呦，你看過了？摸過了？怎麼知道？ 」

好多時候我都嚴重懷疑自己是進入時尚雜誌社還是黃色雜誌社？部門會議上我提出雜誌社有性騷擾狀況。主編卻說，一些黃色笑話無傷大雅，大家壓力大，說說段子只是舒緩壓力的方式，不要放在心上。雜誌社裡沒有人對我實行更嚴重的性騷擾，但是持續的黃色笑話、段子、故意矮化女性的言論和行為真的讓我很心寒。

實質的性騷擾來自陌生人，有次穿了短裙搭電梯，被一陌生男子襲胸，我尖叫，那人在電梯開門時跑了出去。我去警察局報案說有人性騷擾我，那個接待的警察（男的）用很鄙視的眼光上下掃了我幾次，我氣憤了，「難道我穿得比較性感，就該被襲胸？就該被性騷擾？」那兩警察對視一笑，一個癟癟嘴說，「你知道就好，說明你也知道穿成這樣的風險。那就要承擔」。另一個則告訴我，沒有證據不能立案，讓我回去。我要求他們去調取電梯的錄影，他們卻說那個攝影機只是做樣子的，根本沒開。我說要親自去看才能相信，對方卻不耐煩了，「我們這裡有傷害案、殺人案，你被摸了一下，不是被強姦，別大驚小怪了。」我說，即便是被摸了也造成了心理影響，也是傷害。你們不處理我就去投訴。在投訴的威脅下，警察才去查看了攝影機，確實，攝影機根本沒有開。沒有證據，沒有影片，無奈之下，也只能放棄，但我要求警察一定要開攝影機，預防其他性騷擾。但警察說，那是物管的事情，要我去找大樓的物管。

找了大廈物管來回糾纏了一個星期，電梯攝影機總算開了，但是即便到了今天，我都不太敢一個人坐電梯。

三十四歲，某時尚雜誌

八、 性騷擾預防機制狀況與態度

74.4%的受訪者認為工作單位有必要進行與防治性騷擾相關的訓練、講座，並提出相關規定。然而調查顯示，84.3%的受訪者所在的媒體單位並沒有提供與預防性騷擾相關的培訓/課程/講座。

只有3%的受訪者表示單位曾有與防治性騷擾相關的訓練、講座。

我詢問了32家國內報社、雜誌社和自媒體、網路媒體以及13家境外駐華媒體機構，了解其在預防職場性騷擾方面的具體措施和方法，至今為止，沒有一家媒體單位表示有明確的反職場性騷擾培訓、規定和機制。

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主持人查理·羅斯被控告性騷擾的那個晚上，1家外媒駐華機構記者收到了總部發來的性騷擾知識相關的郵件，也只是要求記者嚴守職業道德。

小結

職場性騷擾預防教育的需求和現實狀況有著極大的反差：記者群對預防性騷擾的培訓、講座、課程有著極大的需求，然而，現實中只有一家外媒駐華機構有過相關的文件發放。

應該在包括媒體在內的各行各業中引入預防職場性騷擾的講座、課程、培訓，建立職場性騷擾處理機制，並推出相關的規定。

九、 總結和建議

這次《中國女記者遭遇性騷擾狀況調查》主要是希望透過了解媒體業裡女記者遭遇性騷擾的狀況、態度以及影響，為建立職場性騷擾預防機制提供一定的依據和建議。

這次調查受訪者主要集中在中國北上廣深一線城市、沿海發達地區和發達省份，一定程度上反應了在相對發達的城市裡，媒體行業中女記者群體遭遇性騷擾的情況以及媒體單位裡性騷擾預防機制的缺失。

當然，因為問卷設計的科學性、網路發放形式的不可預測性以及樣本偏差性和個人能力等等問題，這份調查有一定的局限性，將一次的調查推及整個中國媒體行業性騷擾狀況仍需要保持比較慎重的態度。

本次調查從2017年10月20日開始持續了一個多月，參與人數達1762人，其中回收有效樣本416份。問卷覆蓋了15個省份，其中以廣東省、北京市、上海市、湖北省、浙江省、山東省和四川省7個地區為主。有效樣本中，較大部分的樣本來自18-34歲，報社、雜誌社在職和已經離職的異性戀女記者。

調查顯示，超過八成（83.7%）的女記者曾遭受程度不一、形式不同的性騷擾，42.4%遭遇的性騷擾不只一次，18.2%遭遇了5次以上的性騷擾。

實施者中，超過九成（91%）為男性，其中40.9%的實施者是當事人的領導，30%為同事，37.1%為陌生人，其次為同學、受訪者（訪談對象）及其他。

性騷擾發生的場所中，公共場所（辦公室、會議室、資料室和洗手間）發生的機率更大，為43.8%；私人場所（個人辦公室、家庭房間及飯店房間）的發生機率則為37.7%；公共及娛樂場所（地鐵、公車、KTV、飯館）也達到42.2%。隨著網路和智慧型手機的普及，微信、微博等社群軟體逐漸成為主要的社交手段，透過打電話、發送黃色笑話、猥褻圖片、影片進行性騷擾的佔了31.6%，呈現性騷擾網路化。

受到性騷擾的當事人中，57.3%選擇了沉默/忍耐/躲避，只有3.2%的人報告單位上級領導、人事管理部門，報警的更是少，只有0.6%。也就是說，在348位受訪者中只有2人報警了。沒有向單位投訴或報警的原因裡，超過六成（61.3%）的當事人認為報告、投訴也沒有用，48.9%的人則害怕隱私被洩露，影響了事業和個人生活。沉默忍耐的人中，近五成（48.6%）的當事人不知道該如何反抗。

經歷性騷擾後，61.4%的女記者感到自尊心受到傷害，遭遇了2次以上性騷擾的176名當事人中，有44名表示嚴重影響了與人正常的人際關係和交往。22名記者表示嚴重影響了事業

（如辭職或放棄調職）。因為職場性騷擾，也造成一定程度的人才流失。29名記者有持續的精神壓抑，10名有自殘或自殺的傾向。

然而，在對單位和警方處理性騷擾的滿意程度上，只有3.3%的人對單位表示十分滿意，對警察處理感到滿意的只有0.4%。

女記者對職場性騷擾預防知識及教育的需求很大，74.4%的受訪者認為工作單位有必要進行與防治性騷擾相關的訓練、講座，並推出相關規定。但在現實中，只有3%的受訪者表示所在單位曾提供預防性騷擾相關的培訓/課程/講座。

本次調查一定程度上反映著，中國女記者群體面臨較嚴重的職場性騷擾問題，媒體單位缺乏預防職場性騷擾機制。筆者認為：

1、 媒體作為社會賦權單位，在我國有著監督與糾正不良現象、引導大眾、傳播諮詢及協調社會關係的功能，應該正視媒體行業自身存在的性騷擾問題。同時，媒體也是職場環境，媒體裡的性騷擾屬於職場性騷擾，媒體應該積極進行自我監督。

2、 媒體應該儘早帶頭建立包括事前訓練、事後調查、處罰實施者、對受害者進行心理疏導等內容的職場反性騷擾預防機制，這個機制為僱員提供免於性騷擾的工作環境。同時成立處理部門；將職場反性騷擾條文寫入工作制度，並發放工作人員；雇主需要承擔連帶賠償責任；在單位開展的新晉職員培訓、講座和業務交流會、月/季/年度總結會等場合裡加入反性騷擾教育。

3、 男性是性騷擾主要的實施者但也可能是受害者，反職場性騷擾的培訓不能只針對女性，提高女性預防能力的同時也要提升男性對性騷擾的敏感度和認知度。相關的講座和培訓中應該注重性別平等。

4, 應增強職場環境的安全性，改善樓梯、電梯、安全死角等環境，確保攝影機的正常運作。

5、 職場性騷擾的預防機制應連結公安部門、心理諮商單位及反性騷擾相關公益組織。

出品：廣州性別教育中心，Anti-Sexual Harassment
專案顧問：韋婷婷
報告撰寫：黃雪琴
數據分析：黃雪琴
案例資料整理：黃雪琴
翻譯校對：黃雪琴、Tiffany Wu、關茜元
排版：孫麗
設計：區嘯
支持：中國國際女性影展 FRIDA
版次：2018年3月 第一版

出品方及作者對本報告享有版權及解釋權

如需轉載或合作可聯絡：hxqxkb@163.com，如需轉載請務必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