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打赢扶贫“翻身仗”，年度考核进⼊全国第⼀⽅阵，陕西多名官员被免职，⼀场扶贫⻛暴由此⽽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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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特别报道：陕西扶贫纪事
《财经》记者 ⽩兆东 | ⽂ 朱弢 编辑
为了打赢扶贫“翻身仗”，年度考核进⼊全国第⼀⽅阵，陕⻄多名官员被免职，⼀场扶贫⻛暴由此⽽起。
让处于最贫困状况的⼈们不会和其他阶层脱节，是每⼀个有良知者的共同⼼愿。采取⼀定的⼲预措施让贫者摆脱困窘，迈上⾃我发展的轨道，也是⼤多数⼈都⽀持的公共政策。
中国改⾰开放以来的减贫绩效举世公认，如果能使剩下的4000多万⼈⼝脱离贫困，将成为最重要的中国故事。
但是，近来出现的⼀些现象，尤其是运动式扶贫愈演愈烈，让决策者担忧、实施者疲累、贫困者疑惑。
中央⾼层早已注意到这⼀动向，态度坚决⽽明确。
习近平2⽉21⽇在主持政治局第三⼗九次集体学习时就已表示， “要防⽌形式主义，扶真贫、真扶贫”“让脱贫成效真正获得群众认可、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
中央纪委书记王岐⼭7⽉中旬赴张家⼝检查时，要求坚决防⽌层层发⽂件、填表格，以会议贯彻会议、以⽂件落实⽂件。紧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搞数字脱贫问题。
国务院扶贫办7⽉24⽇也再次发布通知，要求各地制⽌频繁填表报数、迎评迎检、陪会参会等⼤量耗费基层⼲部精⼒的⾏为。
需要看到，当前仍处于贫困中的⼈们具有不同以往的个体特征，帮助他们脱离贫困，要认识到⻓期性、持久性，定任务、下指标不仅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甚⾄还会将扶贫的重⼼从贫者转向⼲部、地⽅政府之间的竞赛。——编者
（制图/黎⽴）
农历六⽉，正值陕北农忙时节。44岁的樊得胜站在⾃家院⼦⾥，拄着拐杖，只能眼看着69岁的⺟亲挑⽔⼲活，却帮不上忙。
樊得胜是陕⻄省⽶脂县⻢湖峪村农⺠，出⽣后不久，便身患⼩⼉麻痹，⼏年前的⼀次⼿术，彻底让他丧失⾃理能⼒。在樊家窑洞墙壁上，贴有⼀张贫困户精准脱贫明⽩卡，记录着家庭信息。
⻢湖峪村位于⽆定河⻄岸，是⽶脂县较为富裕的村庄，尽管多年前就已实施了饮⽔⼯程，但由于地表⽔位逐年下降，饮⽔问题⻓期困扰村⺠。尤其是住在⾼处的樊得胜家，每隔⼗天⾃来⽔管才来⼀次⽔，平时只能靠存⽔解决饮⽔问题。
2017年6⽉上旬，⻢湖峪村贫困户饮⽔困难问题被安康市交叉脱贫攻坚整改检查组发现，并将该村“退出不精准”⼀同列⼊问题清单。6⽉18⽇，检查组离开时，向榆林市提交了扶贫问题反馈清单。
6⽉19⽇，榆林市脱贫攻坚领导⼩组办公室将问题清单转发各区县，要求6⽉30⽇前逐条整改到位。第⼆天，榆林市监察局就发布消息，⽶脂县委对⽯沟镇和⻰镇镇的副科级以上⼲部进⾏集体约谈，原因是开展“精准扶贫”⼯作不⼒。同⼀天，⽶脂县扶贫办⼀正三副四名主任被免职。
7⽉4⽇，陕⻄省脱贫攻坚领导⼩组公布了检查结果排名，并决定对排名靠后的榆林等三市的党委、政府主要负责⼈进⾏约谈，对全省排名最后的户县（扈⾢区）等三县区党委、政府主要负责⼈进⾏诫勉谈话。
7⽉17⽇，陕⻄省委组织部发布省管⼲部任职公示，名单包括新任户县县委书记和县⻓。据知情⼈透露，户县县委书记和县⻓同时换⼈，原因也是脱贫攻坚⼯作不⼒，尤其是扶贫搬迁进展缓慢。
公开资料显示，2016年陕⻄省脱贫攻坚排名靠后，主要官员曾被中央约谈。6⽉8⽇，陕⻄省召开电视电话会议，要求“⾼质量完成整改⼯作和精准帮扶任务”，以确保打赢“翻身仗”、年度考核进⼊全国第⼀⽅阵。会议同时还要求，陕⻄在迎接全国脱贫攻坚巡查之前，⾸先开展市际交叉检查。第⼆天，陕⻄省各市成⽴检查组，交叉检查的⽅式包括查阅档案、⼊户调查、实地核查等。
⼀场扶贫⻛暴由此⽽起。
谁是真正贫困户？
⻄安市户县管坪村村⺠花七林在⼏年前的家庭变故中陷⼊窘境。2010年，花七林被认定为贫困户。五年后的2015年，花七林家的经济条件并未有实质改善，但管坪村经过评议后，认为花七林⽗⼦两⼈每年的收⼊为3万元左右，这样全家六⼝⼈的年均收⼊达到约5000元，超过省级贫困线，已经脱贫。
“如果单以收⼊作为量化指标来衡量，贫困户在⼀定程度上是可以消除的。”榆林市⼀位处级官员说，但贫困户的致贫原因包括多⽅⾯，⽐如健康、教育、住房等，同等的收⼊并不代表拥有同样的⽣活⽔平。
作为⻄北枢纽，陕⻄扶贫历史⻓达20多年，从1994年到2000年开始的“⼋七”扶贫攻坚，进⼊新世纪后⼀直延续，期间，该省出台了种种措施，同时投⼊巨额资⾦，效果并不尽如⼈意。
⽬前，陕⻄仍有省级标准以下贫困⼈⼝316.72万。全国14个集中连⽚特困地区中，有3个涉及陕⻄。陕⻄还有56个国家贫困县，佔全省县区数量的⼀半以上；贫困村8808个，佔全省村总数三分之⼀。
2013年11⽉，习近平在湖南湘⻄考察时，⾸次提出了“精准扶贫”概念：“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忌喊⼝号，也不要定好⾼骛远的⽬标。”此后，精准扶贫的⽅向被正式确⽴，并形成了⼀系列顶层设计和运⾏机制。
2014年5⽉12⽇，国务院扶贫办印发了《建⽴精准扶贫⼯作机制实施⽅案》，要求对贫困户和贫困村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各省要在2014年10⽉底前完成建档⽴卡，相关数据上傳內聯網，并实现动态管理，每年更新数据。
所谓建档⽴卡，就是建⽴贫困户、贫困村、贫困县和连⽚特困地区电⼦信息档案，档案需要体现扶贫全过程。⽐如，每个贫困户要设置贫困卡，⼊卡后才可以享受⼀系列扶贫政策。
与此同时，陕⻄省扶贫办也印发⽂件，规定了贫困户建档⽴卡的步骤和期限，要求依照年⼈均纯收⼊ 2875元的省级扶贫标准对贫困户进⾏识别，并在 2014年10⽉20⽇前完成省内数据录⼊。
2014年，国家确定的贫困线为2736元，陕⻄省贫困标准⾼出139元。2014年底，陕⻄有国家标准以下贫困⼈⼝451万⼈、省级标准以下贫困⼈⼝575万⼈。
在中央提出“六个精准”扶贫政策——扶贫对象精准、项⽬安排精准、资⾦使⽤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精准、脱贫成效精准中，精准识别扶贫对象是⾸先要解决的难题。
按照2014年陕⻄省建档⽴卡⽅案，要求对贫困户进⾏规模分解，以农村贫困⼈⼝规模为基数，各市县将贫困⼈⼝识别规模逐级分解到⾏政村。
2015年10⽉13⽇，据新华⽹报道，⼴⻄⻢⼭县违规认定了3119名扶贫对象。其中343名为财政供养⼈员，2454⼈购买了2645辆汽⻋，43⼈在县城购买商品房或⾃建住房，439⼈为个体⼯商户或经营公司……为杜绝类似情况，中央要求对建档⽴卡进⾏“回头看”。
2015年10⽉下旬，陕⻄省陕扶办印发了有关“回头看”的指导意⻅，同时制定了识别贫困户“九条标准”，后被陕⻄官⽅媒体称为“九条红线”，意在让不符合条件的贫困户退出，这成为该省精准扶贫亮点，引发各省仿效。
指导意⻅同时要求，对于建档⽴卡“回头看”中发现的问题，要筛选具有代表性的县、村、户开展实地抽查，分析原因，并形成针对性解决⽅案。同时，要把数据信息准确与否作为衡量“回头看”效果好坏的标准。知情⼈告诉《财经》记者，受⼴⻄⻢⼭县违规认定贫困户事件影响，榆林市各县在按照“九条红线”核查后，剔除了不少贫困户。
岂料，2017年4⽉，陕⻄省被中央通报，指出其在脱贫攻坚中存在多项不⾜，⽐如，退出不精准、资⾦问题突出、帮扶不扎实、政策落实不到位；当年识别进⼊、当年宣布脱贫退出；只寄希望财政托底、不注重扶贫扶志等等。
4⽉11⽇，陕⻄省委召开常委会议，传达中央通报。此后不久，陕⻄省政府印发了整改通知，要求各地对中央指出的问题全⾯⾃查整改，整改重点在于提⾼精准识别率、精准退出率以及群众满意度。在此⼗天前，陕⻄省扶贫办即印发通知，要求按照“九条红线”和陕⻄省贫困标准线，对98个有扶贫开发任务的县区全⾯核查，做到“应剔尽剔、应纳尽纳”。
从4⽉下旬开始，榆林市各县对贫困户数据展开核实，由于⼤量贫困户被剔除，扶贫数据出现了异常。⽐如，有些乡镇过半贫困户被剔除，如绥德县付家沟村，全村贫困户剔除得⼀户未剩；⼦洲县胡家沟村，2016年有贫困户71户，经过核实仅留下12户。这让省扶贫办官员⾼度紧张，其督查组迅速叫停了核实，并提出整改意⻅。有知情⼈透露，省扶贫办督查组认为贫困户⼤量被剔除，属于“数据扶贫”。
⼀位乡镇官员认为，如果严格按照核实⽅案执⾏，除去特殊⽆劳⼒家庭，⼤量贫困户被脱贫并不意外。如果四⼝之家有⼀个劳⼒外出务⼯，每年收⼊1.5万元左右难度不⼤，这样平均到家庭成员身上，已然超出了贫困户收⼊标准。
也有不少乡镇⼲部事后认为，按照“九条红线”要求，此次贫困户核实较扎实，剩下的基本是“低保户”和“兜底户”。
据《榆林⽇报》报道，针对数据核实后贫困规模发⽣变化的问题，榆林市脱贫攻坚领导⼩组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县区对新增贫困⼈⼝梳理分类，重点核查新增对象中⽼⼈与法定赡养⼈共同识别，是否严格坚持政策要求。所谓共同识别，就是把⼦⼥情况作为鉴别⽼⼈是否属于贫困户的条件。⽐如，如果⼦⼥在政府部⻔或国企⼯作，⽼⼈就不能被识别为贫困户。榆林市同时作出承诺，将按照省扶贫办督查组意⻅进⾏整改。
截⾄⽬前，绥德县付家沟村贫困户⼜恢复到了86户，接近核实前的数量。⼦洲县胡家沟村贫困户数量也恢复到从前，并在原基础上新增加了5户，⽬前有贫困户76户。
识别难精确的另⼀⾯是退出不精确。
根据2016年《陕⻄省贫困退出实施意⻅》，贫困户只要符合下述标准，即属于脱贫：家庭年⼈均纯收⼊超过扶贫标准；有安全住房；⽆义务教育阶段辍学学⽣；家庭成员全部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病保险。
⼀位乡镇书记告诉《财经》记者，⽬前贫困户退出政策⼜有变化，要具备“两不愁，三保障”，即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并且要有稳定收⼊才符合退出条件。换句话说，即便收⼊超过贫困线，只要未解决“两不愁，三保障”，也仍然是贫困户。
标准不断变化，政府对脱贫者的底数却不完全清楚。2017年，陕⻄上报给中央的脱贫数量是107万⼈，报完后省⾥⼜降成80万⼈，经各市书记市⻓签字确认后变成97万⼈。
另外，2016年汉中市洋县有8619⼈符合贫困条件但未建档⽴卡，611户不符合条件却纳⼊贫困户。2017年1⽉，陕⻄省政府宣布佛坪县、定边县“摘掉贫困县帽⼦”，但经第三⽅评估，认定两县均未达到脱贫标准。
（资料来源：陕⻄省扶贫办⽂件 制图：刘杰）
政策摇摆隐忧
⽶脂县位于陕⻄北部，⾪属榆林市，2015年财政总收⼊2亿元，全县总⼈⼝23万⼈，属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截⾄2017年6⽉，共有建档⽴卡贫困⼈⼝3.39万⼈、1.27万户。
对于上级政府对扶贫政策的频繁调整，⽶脂县常兴庄村的村⼲部深有感触，有⼀次正进⾏村⺠评议，镇⾥通知说政策变了，让评议⼯作暂时停⽌。政策来回调整，村⺠以为村⼲部有啥猫腻，随着各式各样的扶贫措施出台，宁静的村庄也变得不平静了。
⼦洲县胡家沟村⼀位村⼲部告诉《财经》记者，由于扶贫政策调整太快，村⼲部成了“出⽓筒”。村⾥特殊家庭就那么⼏户，其余⽣活条件都差不多，到底谁符合贫困标准很难认定。
“农村⼈不怕贫困，最怕不公道。”这位村⼲部说，今年5⽉贫困户核实后只留下12户，村⺠反⽽没有太多的意⻅，因为留下的是真贫困户。后来政策⼜变了，只在原来基数上做了微调，遂引发村⺠不满。
村⺠苗清贵表示，胡家沟村被剔除的贫困户，都是因为触碰了“九条红线”。有些⼈放款吃着利息，还继续享受着贫困户政策，如果按照“宽进严出”政策原则，⾃⼰的条件还不如这些贫困户，也应该享受扶贫政策。
《财经》记者调查发现，榆林各县争当贫困户现象普遍，不少⼈为此⼤打出⼿，甚⾄有⼈喝农药以命相搏。更值得注意的是，榆林对贫困户扶持⼒度不断加⼤，不仅体现在住房、医疗和教育等⽅⾯，每户每年还有不超过5000元产业项⽬扶持款，这是引发⽭盾的主要因素。
因扶贫引发的⽭盾，还演化出相互揭底等情况。有些村⺠把多年前旧账翻出，向纪检部⻔进⾏实名举报。在榆林采访期间，记者也收到多份举报材料，不仅有扶贫和低保的问题，也有村⼲部虚报冒领等问题。
6⽉30⽇，榆林市脱贫攻坚领导⼩组办公室印发通知，要求市内国有企业⼀年内安排3000名贫困⼈⼝就业，要求⼤专以上学历，年龄18周岁⾄50周岁。
⼀位扶贫官员告诉《财经》记者，如果贫困户识别⼯作不到位，对于贫困户⽀持⼒度越⼤，⽭盾会越加突出。摇摆不定的扶贫政策，会导致新的不公平现象出现，也会出现“养懒汉”的现象。
（如果贫困户识别⼯作不到位，对于贫困户⽀持⼒度越⼤，⽭盾可能会越加突出。图/视觉中国）
“表格”压⼒
⽶脂县⼀位⼲部告诉《财经》记者，在基层⼯作三年，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填表，从2016年11⽉份到现在，他的主要⼯作就是填表，各类登记表、调查表、信息采集表、帮扶卡、扶贫⼿册、整改台账……⼤概每个贫困户的档案袋⾥要装12份相关表格和材料，另有贴⼼服务袋要装相关10项表格，算下来就是22项。
多位基层扶贫⼲部表示，对于表格的要求，县⾥有县⾥的标准，市⾥有市⾥标准，省⾥还有另外的模板。每次政策调整后，都要重新算账、重新填写、重新上报。
“每个⽅案后⾯，都跟着紧急通知，让原本繁杂的扶贫⼯作，程序变得越加复杂。”⼀位陕⻄县级扶贫办官员告诉《财经》记者，建档⽴卡本是识别贫困户的有效途径，但因为政策不断地调整以及基层⼲部执⾏能⼒存在差异，导致⼤部分精⼒耗费在程序上。
2016年10⽉25⽇，国务院扶贫办就曾下发通知，要求“及时纠正扶贫⼯作中的形式主义等倾向性苗头性问题。包括，减少展板表册挂图，减少不必要的检查评估、填表报数、挂图标牌；充分利⽤信息化⼿段加强对脱贫攻坚信息管理，减少纸质表册；严禁以迎接视察检查为⽬的制作⾼档⼤型展板、作战图、画册等。
在扶贫最前沿的农村，因⼤量年轻⼈外出务⼯，村⼲部不仅⽼龄化严重，⽽且多数⽂化程度不⾼。这样⼀来，贫困⼈⼝较多的村庄，从贫困户信息摸底到⼊户核实，以及⺠主评议逐级审核程序，都落到乡镇⼲部身上。
为了让扶贫⼲部有效掌握扶贫政策，2017年4⽉，榆林市脱贫攻坚领导⼩组编印了《精准扶贫知识⼿册》。该⼿册总共87⻚，对“⼀⾼于”“两不愁”“三保障”“四个切实”“五个⼀批”“六个精准”“⼋个⼀批”“九条红线”“⼗条铁规”等66项扶贫政策进⾏了解读，其中仅“⼗条铁规”就佔⽤了10⻚篇幅。
⼀位扶贫⼲部直⾔，精准扶贫是⼀项好政策，⽽在基层，各类表格和各级考核巡查次数越来越多。
据知情⼈透露，榆林涉及扶贫的表格多达90余种。2017年6⽉23⽇⾄25⽇，⽶脂县扶贫办为了完成数据输⼊，包下了全县⼤部分⽹吧，所有扶贫⼲部通宵达旦录⼊数据。
⼀位乡镇⼲部说，为了满⾜扶贫政策要求，贫困户的各种信息都有对应的表格，包括家庭信息、贫困原因、经济收⼊和⽣活⽀出。其中，收⼊类别就有七⼋种，甚⾄亲戚送⼏个鸡蛋也要折算为收⼊。
在2017年陕⻄进⾏贫困户核实时，规定了严格的程序，包括宣传告知、信息摸底、⼊户核实、⺠主评议、两次公示、备案审核、信息采集、数据录⼊和清洗，以及制作精准脱贫明⽩卡。
⼀位乡镇书记介绍，此次数据核实等于“推倒重来”，要对全镇2万多村⺠进⾏全⾯排查摸底。⽽且必须严格按照程序进⾏，每个环节都要记录备案，⼯作量可想⽽知。
为了如期完成任务，全镇⼲部⼀个多⽉没放假。谁知，数据刚报到榆林市扶贫办，就被省扶贫办督查组紧急叫停，要求对贫困户识别重新认定，贫困户退出也提⾼了标准。接着，信息采集表格⼜做了调整，此前采集表格全部作废，⼀切从头再来。
整⻛扶贫
6⽉19⽇，⽶脂县扶贫办⼀正三副四名官员同时被免职，其中包括扶贫办主任⻢会平，副主任刘荣、霍如江和刘中华。
有知情⼈⼠透露，在⻢会平等⼈被免职之前，⽶脂县县委书记王国忠就曾因“脱贫攻坚整改⼯作不⼒”，在榆林市⼲部⼤会上公开检讨。这位⼈⼠还介绍，全国实施‘精准扶贫’以来，⽶脂县的扶贫⼯作多次抽查排名靠后。
在⽶脂县之后，⼜有多个县市的主要负责⼈受到处分，甚⾄被免职。
2017年6⽉8⽇，陕⻄省政府召开視訊会议，陕⻄省委副书记⽑万春要求“⾼质量完成整改⼯作和精准帮扶任务”，以确保打赢“翻身仗”、年度考核进⼊全国第⼀⽅阵。会议同时还要求，陕⻄在迎接全国脱贫攻坚巡查⼯作之前，⾸先开展市际交叉检查⼯作。
会议第⼆天，陕⻄各市即成⽴检查组，分赴各个地市进⾏交叉检查。负责对榆林市进⾏检查的是安康市检查组。6⽉18⽇，检查组离开榆林市时，提交了关于该市12个县区的问题反馈清单，所罗列问题印满20⻚。6⽉19⽇，榆林市攻坚脱贫领导⼩组办公室将问题清单转发各县，要求6⽉30⽇前逐条整改到位。
反馈清单显示，⽶脂县扶贫存在⼀系列问题。⽐如，贫困村⻢湖峪村退出不达标，贫困率发⽣率为6.5%，突破了3%界线；饮⽔安全存在问题，其中有10户贫困户反映⾃来⽔经常10天左右⽆⽔，靠挑⽔维持⽇常⽤⽔。
此外，还有信息采集不精准的问题，将户主信息错登，家庭⼈⼝与户⼝本、家庭实际⼈⼝不符。⽐如，⽩家沟村贫困村⺠吴正卫，信息采集误登为“吴正雄”，其⼀家三⼝的身份信息均与实际不符。
在重点⼯作和扶贫政策执⾏落实⽅⾯，截⾄6⽉15⽇，⽶脂县贫困⼈⼝中健康扶贫⼈⼝数据尚未核实完成。安置房建设开⼯慢，搬迁⼊住率低，个别贫困户安全住房安置⽅式尚未明确。
然⽽，对⻢湖峪村饮⽔问题被列⼊问题清单，⽶脂县⼀位扶贫⼲部表示不理解：⼏个⽉前镇⾥就有安排，因为新打的井⽔量过⼩，只能重新选址再打，⽬前正在⾛申报程序，因为打井事宜由⽔利局管理，镇政府只能逐级申报。
在此⼀个⽉前，榆林市还曾派出12个督查组，对各县区对精准识别政策宣传、识别程序是否规范、驻村⼈员在岗等情况进⾏明察暗访。督查组事后出具的报告显示，⽶脂县范围内存在“帮扶措施单⼀，没有因⼈因户施策”的情况。
察访的贫困户中，贫困补贴资⾦⼀律都是5000元，产业扶贫全是“买⽺”，农业扶贫都是“买刨刨机”——⼀种⼩型农耕机械。
报告还罗列另外⼀系列问题，包括有的村庄按⽐例分配贫困户指标，使⼀些村贫困户数量较⼤；在⼀些镇，未对村组⼲部进⾏新政策传达和培训，乡镇、村组⼲部和群众均不知道纪委举报电话，⼀些群众对新政策不了解、不理解；部分村书记从未履⾏值班义务，⻓期离岗脱岗等。
针对这些问题，⽶脂县纪委监察局着⼿对涉及的相关责任单位和⼈员追责，并在全县予以通报，后来被免职的县扶贫办主任⻢会平此时已遭到“提醒谈话”处理。
6⽉28⽇，榆林市脱贫攻坚领导⼩组办公室下发通知，要求各单位要把攻坚脱贫列为⾸要任务，其他⼀切⼯作都要让路，脱贫攻坚领导⼩组组⻓由市委书记戴征社兼任。根据通知，榆林市原安排的⼲部换届、培训、各种现场会、检查评⽐等⼀律暂停，特殊情况需要安排的活动，须经脱贫攻坚领导⼩组批准⽅可进⾏。
第⼆天，⽶脂县委办也印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单位在国务院巡查结束前，取消周末休息，事后再安排补休。
⼀位乡镇扶贫⼲部说，其实他们早已是“5+2”“⽩加⿊”的⼯作节奏，即便如此，各级检查组会随时抽查，稍有不慎就可能被处分。
（资料来源：陕⻄省扶贫办⽂件）
基层的巨⼤压⼒来⾃于上级的严格要求。
《财经》记者获取的资料显示，截⾄2016年底，陕⻄省官⽅统计仍有105.72万贫困户、316.72万贫困⼈⼝。为了落实中央全⾯脱贫要求，陕⻄省2016年10⽉出台了“⼗三五”农村脱贫攻坚规划，明确到2020年，全省村贫困⼈⼝全部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
按照这⼀时间表，留给全⾯脱贫的时间仅有四年，再加上后来被中央约谈后压⼒倍增，陕⻄省的脱贫攻坚⼒度加码。
《陕⻄⽇报》曾报道称，⾄2017年，⽶脂全县92个贫困村、3.7万贫困⼈⼝要全部实现稳定脱贫，2019年全⾯进⼊⼩康社会，“这是⽶脂县委、县政府确定的脱贫攻坚⽬标”。
这⼀宣传⼝径与榆林市的要求吻合。早在2015年7⽉份，榆林市就明确提出三年率先脱贫，五年全⾯建成⼩康的⽬标。
2016年10⽉，陕⻄省政府出台《贫困退出实施意⻅》规定，按计划脱贫的贫困县（区），⼀次性奖励本县（区）上年度中省专项扶贫项⽬资⾦的10%，最低300万元；提前脱贫退出的贫困县（区），⼀次性奖励本县（区）上年中省专项扶贫项⽬资⾦的30％，最低500万元。
知情⼈告诉《财经》记者，陕⻄省原本给延安市和榆林市定的脱贫时间分别是2018年和2019年，后来是延安市、榆林市⾃⼰提前到2017年。
相⽐于省内其他地市，榆林市在扶贫资⾦投⼊上佔有绝对优势。2016年，榆林市⽣产总值达2773.05亿元，在省内排名第⼆，财政总收⼊487.80亿元，累计投⼊财政扶贫资⾦9.15 亿元。“如果榆林都脱不了贫，那省内其他地⽅更脱贫⽆望了。”上述知情⼈说。
产业扶贫不易
在此轮精准扶贫中，发展⽣产、易地搬迁、⽣态补偿、发展教育、社会保障兜底被列为五种主要的扶贫⽅式。
其中，产业扶贫被认为可以阻断贫困发⽣的动因，⽽受到各地重视。
2017年5⽉25⽇，陕⻄省委副书记⽑万春在⼀次视频会议上，肯定了榆林市榆阳区赵家峁村集体经济模式。
赵家峁模式的最⼤特点，是利⽤其区位优势发展旅游产业，并推进集体资产实现村⺠持股，既壮⼤了集体经济，也提⾼了村⺠收⼊。
然⽽，复制赵家峁模式并不容易。⻄安市户县家佛堂村的48位村⺠代表以股⺠形式，注册成⽴了⻄安万花⽣态农业庄园有限公司（下称“万花农业”），对太平万花⼭⻛景区进⾏改造，安置本村劳动⼒46⼈，其中包括残疾⼈和低收⼊群众16⼈。
尽管两个村发展模式相似，遭遇却截然不同。万花农业成⽴之初，就委托第三⽅机构编制了《地质灾害评价报告》《防洪影响评价报告》《⽔⼟流失影响评价报告》等相关⼿续，并逐级上报⾄⻄安市秦岭办，⾄今未获批准，也就没有办理相关⽤地⼿续。
《财经》记者发现，依据2008年施⾏的《陕⻄省秦岭⽣态保护条例》规定，海拔1500⽶以下部分区域为适度开发区，万花农业公司所开发景区，处于550⽶⾄700⽶之间。
2017年6⽉6⽇，⻄安市集中整治违法⽤地专项⾏动领导⼩组下达督办函，以市秦岭办准⼊为前置条件，要求户县政府⽴即叫停万花农业公司经营项⽬，按照“既处理事，⼜处理⼈”的原则进⾏处罚。
另据《财经》记者了解，⻄安市户县管坪村曾扶持种植蘑菇，由于没有把握好市场需求，不少贫困户没有赚到钱，反⽽赔了钱，此类案例并不少⻅。
⼀位扶贫⼲部表示，⼭区⼩农式的产业扶持造⾎功能不强，合作社形式则缺少真正的致富能⼈，同时⽆法把控市场⻛险。由于村⺠与⼲部之间的⽭盾升级，很多村不愿申报项⽬扶持资⾦，导致⼤量扶贫资⾦闲置。
为了让扶贫资⾦尽快到位，榆林市建⽴了限时办结制度，结余资⾦消化这才取得了进展。截⾄2017年5⽉10⽇，榆林市12县区结余四级财政专项扶贫资⾦3.43亿元，较4⽉20⽇减少了1.84亿元。
本⽂开头提到的樊得胜，已完全丧失⾃理能⼒，⼉⼦和⼥⼉⼜都在上学，⼀家四⼝全靠妻⼦周⽣芳照料。⽽周⽣芳⼜⼀字不识，从来没有外出务⼯经历。对于这样的特殊家庭，产业扶贫政策很难奏效。
⼀位扶贫⼲部告诉《财经》记者，他所在的村经济落后，⾃然条件恶劣，年轻⼈⼤量外出，在村⾥留下的基本上就是⽼弱病残，连⼉童都⼏乎没有，村⾥常住⼈⼝平均年龄达到55岁以上。对于这部分特殊群体，扶贫本身就是难题。
他认为，那些缺乏劳动⼒的家庭，应该从扶贫范畴中剥离出去，通过社会保障体系保证他们的基本⽣活。
低保和扶贫的区别在于，低保属于社会救助制度，⽽扶贫则是为帮助贫困地区和贫困户开发经济、发展⽣产、摆脱贫困。1986年，为了有针对性地消除贫困，中国政府决定投⼊财政资⾦，辅之国有银⾏贴息贷款，重点扶持全国最贫困的331个县。各级政府的扶贫机构也应运⽽⽣，其职责为安排专项资⾦，制定专⻔的优惠政策，并确定开发式扶贫⽅针，历经31年，数亿贫困⼈⼝成功脱贫。
相对于扶贫政策，中国低保制度起步较晚。1997年，国务院要求各县级以上城市和县政府所在的镇要⽤两年时间，建⽴起城镇居⺠最低⽣活保障制度。
事实上，农村低保制度的探索要早于城市。只不过受传统农村集体福利思维的束缚和农村税费改⾰的影响，制度建设进展缓慢。直⾄2003年，在城市低保制度取得突破后，⺠政部开始重新部署农村低保制度建设。
2005年，陕⻄省开始实施农村最低⽣活保障制度，相继出台了低保户认定标准，以及相应的规章制度，多数低保户以孤、寡、残、病家庭为主。
2016年，陕⻄开始实⾏农村低保标准与扶贫标准的“两线合⼀”，农村低保最低限定保障标准提⾼⾄年⼈均3015元，对部分和完全丧失劳动能⼒的⼈实施兜底保障，最⼤限度对孤、残贫困⼈员实⾏集中供养，⼀度成为扶贫亮点。
然⽽，低保⽐例过⾼⼜存在“⼀兜了之”的嫌疑。中央巡视组对陕⻄的巡视报告认为，“⼀些市县脱贫攻坚不下苦功、⾛‘捷径’，‘五个⼀批’中‘社会保障兜底⼀批’的⽐例⾼，2016年全省有4个县超过50%，其中延川县⾼达70%，存在‘⼀兜了之’情况”。
本文经作者⽩兆东授权转发，原报导请见《财经》杂志：https://www.mycaijing.com/article/detail/335981?source_id=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