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打贏扶貧「翻身仗」，年度考核進⼊全國第⼀⽅陣，陝西多名官員被免職，⼀場扶貧風暴由此⽽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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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特別報導：陝西扶貧紀事
《財經》記者 ⽩兆東 | ⽂ 朱弢 編輯
為了打贏扶貧「翻身仗」，年度考核進⼊全國第⼀⽅陣，陝西多名官員被免職，⼀場扶貧風暴由此⽽起。
讓處於最貧困狀況的⼈們不會和其他階層脫節，是每⼀個有良知者的共同⼼願。採取⼀定的⼲預措施讓貧者擺脫困窘，邁上⾃我發展的軌道，也是⼤多數⼈都⽀持的公共政策。
中國改⾰開放以來的減貧績效舉世公認，如果能使剩下的4000多萬⼈⼝脫離貧困，將成為最重要的中國故事。
但是，近來出現的⼀些現象，尤其是運動式扶貧愈演愈烈，讓決策者擔憂、實施者疲累、貧困者疑惑。
中央⾼層早已注意到這⼀動向，態度堅決⽽明確。
習近平2⽉21⽇在主持政治局第三⼗九次集體學習時就已表示，「要防⽌形式主義，扶真貧、真扶貧」，「讓脫貧成效真正獲得群眾認可、經得起實踐和歷史檢驗。」
中央紀委書記王岐⼭7⽉中旬赴張家⼝檢查時，要求堅決防⽌層層發⽂件、填表格，以會議貫徹會議、以⽂件落實⽂件。緊盯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搞數字脫貧問題。
國務院扶貧辦7⽉24⽇也再次發布通知，要求各地制⽌頻繁填表報數、迎評迎檢、陪會參會等⼤量耗費基層幹部精⼒的⾏為。
需要看到，當前仍處於貧困中的⼈們具有不同以往的個體特徵，幫助他們脫離貧困，要認識到長期性、持久性，定任務、下指標不僅不能真正解決問題，甚⾄還會將扶貧的重⼼從貧者轉向幹部、地⽅政府之間的競賽。——編者
（製圖/黎⽴）
農曆六⽉，正值陝北農忙時節。44歲的樊得勝站在⾃家院⼦⾥，拄著拐杖，只能眼看著69歲的⺟親挑⽔⼲活，卻幫不上忙。
樊得勝是陝⻄省⽶脂縣馬湖峪村農⺠，出⽣後不久，便身患⼩⼉麻痺，幾年前的⼀次⼿術，徹底讓他喪失⾃理能⼒。在樊家窯洞牆壁上，貼有⼀張貧困戶精準脫貧明⽩卡，記錄著家庭信息。
馬湖峪村位於無定河⻄岸，是⽶脂縣較為富裕的村莊，儘管多年前就已實施了飲⽔⼯程，但由於地表⽔位逐年下降，飲⽔問題長期困擾村⺠。尤其是住在⾼處的樊得勝家，每隔⼗天⾃來⽔管才來⼀次⽔，平時只能靠存⽔解決飲⽔問題。
2017年6⽉上旬，馬湖峪村貧困戶飲⽔困難問題被安康市交叉脫貧攻堅整改檢查組發現，並將該村「退出不精準」⼀同列⼊問題清單。6⽉18⽇，檢查組離開時，向榆林市提交了扶貧問題反饋清單。
6⽉19⽇，榆林市脫貧攻堅領導⼩組辦公室將問題清單轉發各區縣，要求6⽉30⽇前逐條整改到位。第⼆天，榆林市監察局就發布消息，⽶脂縣委對⽯溝鎮和⻰鎮鎮的副科級以上幹部進⾏集體約談，原因是開展「精準扶貧」⼯作不⼒。同⼀天，⽶脂縣扶貧辦⼀正三副四名主任被免職。
7⽉4⽇，陝⻄省脫貧攻堅領導⼩組公布了檢查結果排名，並決定對排名靠後的榆林等三市的黨委、政府主要負責⼈進⾏約談，對全省排名最後的戶縣（扈⾢區）等三縣區黨委、政府主要負責⼈進⾏誡勉談話。
7⽉17⽇，陝⻄省委組織部發布省管幹部任職公示，名單包括新任戶縣縣委書記和縣長。據知情⼈透露，戶縣縣委書記和縣長同時換⼈，原因也是脫貧攻堅⼯作不⼒，尤其是扶貧搬遷進展緩慢。
公開資料顯示，2016年陝⻄省脫貧攻堅排名靠後，主要官員曾被中央約談。6⽉8⽇，陝⻄省召開視訊會議，要求「⾼質量完成整改⼯作和精準幫扶任務」，以確保打贏「翻身仗」、年度考核進⼊全國第⼀⽅陣。會議同時還要求，陝⻄在迎接全國脫貧攻堅巡查之前，⾸先開展市際交叉檢查。第⼆天，陝⻄省各市成⽴檢查組，交叉檢查的⽅式包括查閱檔案、⼊戶調查、實地核查等。
⼀場扶貧風暴由此⽽起。
誰是真正貧困戶？
⻄安市戶縣管坪村村⺠花七林在幾年前的家庭變故中陷⼊窘境。2010年，花七林被認定為貧困戶。五年後的2015年，花七林家的經濟條件並未有實質改善，但管坪村經過評議後，認為花七林⽗⼦兩⼈每年的收⼊為3萬元左右，這樣全家六⼝⼈的年均收⼊達到約5000元，超過省級貧困線，已經脫貧。
「如果單以收⼊作為量化指標來衡量，貧困戶在⼀定程度上是可以消除的。」榆林市⼀位處級官員說，但貧困戶的致貧原因包括多⽅⾯，⽐如健康、教育、住房等，同等的收⼊並不代表擁有同樣的⽣活⽔平。
作為⻄北樞紐，陝⻄扶貧歷史長達20多年，從1994年到2000年開始的「⼋七」扶貧攻堅，進⼊新世紀後⼀直延續，期間，該省出台了種種措施，同時投⼊巨額資⾦，效果並不盡如⼈意。
⽬前，陝⻄仍有省級標準以下貧困⼈⼝316.72萬。全國14個集中連⽚特困地區中，有3個涉及陝⻄。陝⻄還有56個國家貧困縣，佔全省縣區數量的⼀半以上；貧困村8808個，佔全省村總數三分之⼀。
2013年11⽉，習近平在湖南湘⻄考察時，⾸次提出了「精準扶貧」概念：「扶貧要實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準扶貧，切忌喊⼝號，也不要定好⾼騖遠的⽬標。」此後，精準扶貧的⽅向被正式確⽴，並形成了⼀系列頂層設計和運⾏機制。
2014年5⽉12⽇，國務院扶貧辦印發了《建⽴精準扶貧⼯作機制實施⽅案》，要求對貧困戶和貧困村精準識別、精準幫扶、精準管理和精準考核。各省要在2014年10⽉底前完成建檔⽴卡，相關數據聯網運⾏，並實現動態管理，每年更新數據。
所謂建檔⽴卡，就是建⽴貧困戶、貧困村、貧困縣和連⽚特困地區電⼦信息檔案，檔案需要體現扶貧全過程。⽐如，每個貧困戶要設置貧困卡，⼊卡後才可以享受⼀系列扶貧政策。
與此同時，陝⻄省扶貧辦也印發⽂件，規定了貧困戶建檔⽴卡的步驟和期限，要求依照年⼈均純收⼊ 2875元的省級扶貧標準對貧困戶進⾏識別，並在 2014年10⽉20⽇前完成省內數據錄⼊。
2014年，國家確定的貧困線為2736元，陝⻄省貧困標準⾼出139元。2014年底，陝⻄有國家標準以下貧困⼈⼝451萬⼈、省級標準以下貧困⼈⼝575萬⼈。
在中央提出「六個精準」扶貧政策——扶貧對象精準、項⽬安排精準、資⾦使⽤精準、措施到戶精準、因村派⼈精準、脫貧成效精準中，精準識別扶貧對象是⾸先要解決的難題。
按照2014年陝⻄省建檔⽴卡⽅案，要求對貧困戶進⾏規模分解，以農村貧困⼈⼝規模為基數，各市縣將貧困⼈⼝識別規模逐級分解到⾏政村。
2015年10⽉13⽇，據新華網報道，廣⻄馬⼭縣違規認定了3119名扶貧對象。其中343名為財政供養⼈員，2454⼈購買了2645輛汽⻋，43⼈在縣城購買商品房或⾃建住房，439⼈為個體⼯商戶或經營公司……為杜絕類似情況，中央要求對建檔⽴卡進⾏「回頭看」。
2015年10⽉下旬，陝⻄省陝扶辦印發了有關「回頭看」的指導意⻅，同時制定了識別貧困戶「九條標準」，後被陝⻄官⽅媒體稱為「九條紅線」，意在讓不符合條件的貧困戶退出，這成為該省精準扶貧亮點，引發各省仿效。
指導意⻅同時要求，對於建檔⽴卡「回頭看」中發現的問題，要篩選具有代表性的縣、村、戶開展實地抽查，分析原因，並形成針對性解決⽅案。同時，要把數據信息準確與否作為衡量「回頭看」效果好壞的標準。知情⼈告訴《財經》記者，受廣⻄馬⼭縣違規認定貧困戶事件影響，榆林市各縣在按照「九條紅線」核查後，剔除了不少貧困戶。
豈料，2017年4⽉，陝⻄省被中央通報，指出其在脫貧攻堅中存在多項不⾜，⽐如，退出不精準、資⾦問題突出、幫扶不紮實、政策落實不到位；當年識別進⼊、當年宣布脫貧退出；只寄希望財政托底、不注重扶貧扶志等等。
4⽉11⽇，陝⻄省委召開常委會議，傳達中央通報。此後不久，陝⻄省政府印發了整改通知，要求各地對中央指出的問題全⾯⾃查整改，整改重點在於提⾼精準識別率、精準退出率以及群眾滿意度。在此⼗天前，陝⻄省扶貧辦即印發通知，要求按照「九條紅線」和陝⻄省貧困標準線，對98個有扶貧開發任務的縣區全⾯核查，做到「應剔盡剔、應納盡納」。
從4⽉下旬開始，榆林市各縣對貧困戶數據展開核實，由於⼤量貧困戶被剔除，扶貧數據出現了異常。⽐如，有些鄉鎮過半貧困戶被剔除，如綏德縣付家溝村，全村貧困戶剔除得⼀戶未剩；⼦洲縣胡家溝村，2016年有貧困戶71戶，經過核實僅留下12戶。這讓省扶貧辦官員⾼度緊張，其督查組迅速叫停了核實，並提出整改意⻅。有知情⼈透露，省扶貧辦督查組認為貧困戶⼤量被剔除，屬於「數據扶貧」。
⼀位鄉鎮官員認為，如果嚴格按照核實⽅案執⾏，除去特殊無勞⼒家庭，⼤量貧困戶被脫貧並不意外。如果四⼝之家有⼀個勞⼒外出務⼯，每年收⼊1.5萬元左右難度不⼤，這樣平均到家庭成員身上，已然超出了貧困戶收⼊標準。
也有不少鄉鎮幹部事後認為，按照「九條紅線」要求，此次貧困戶核實較紮實，剩下的基本是「低保戶」和「兜底戶」。
據《榆林⽇報》報道，針對數據核實後貧困規模發⽣變化的問題，榆林市脫貧攻堅領導⼩組下發緊急通知，要求各縣區對新增貧困⼈⼝梳理分類，重點核查新增對象中⽼⼈與法定贍養⼈共同識別，是否嚴格堅持政策要求。所謂共同識別，就是把⼦⼥情況作為鑑別⽼⼈是否屬於貧困戶的條件。⽐如，如果⼦⼥在政府部⻔或國企⼯作，⽼⼈就不能被識別為貧困戶。榆林市同時作出承諾，將按照省扶貧辦督查組意⻅進⾏整改。
截⾄⽬前，綏德縣付家溝村貧困戶⼜恢復到了86戶，接近核實前的數量。⼦洲縣胡家溝村貧困戶數量也恢復到從前，並在原基礎上新增加了5戶，⽬前有貧困戶76戶。
識別難精確的另⼀⾯是退出不精確。
根據2016年《陝⻄省貧困退出實施意⻅》，貧困戶只要符合下述標準，即屬於脫貧：家庭年⼈均純收⼊超過扶貧標準；有安全住房；無義務教育階段輟學學⽣；家庭成員全部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和⼤病保險。
⼀位鄉鎮書記告訴《財經》記者，⽬前貧困戶退出政策⼜有變化，要具備「兩不愁，三保障」，即不愁吃、不愁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有保障，並且要有穩定收⼊才符合退出條件。換句話說，即便收⼊超過貧困線，只要未解決「兩不愁，三保障」，也仍然是貧困戶。
標準不斷變化，政府對脫貧者的底數卻不完全清楚。2017年，陝⻄上報給中央的脫貧數量是107萬⼈，報完後省⾥⼜降成80萬⼈，經各市書記市長簽字確認後變成97萬⼈。
另外，2016年漢中市洋縣有8619⼈符合貧困條件但未建檔⽴卡，611戶不符合條件卻納⼊貧困戶。2017年1⽉，陝⻄省政府宣布佛坪縣、定邊縣「摘掉貧困縣帽⼦」，但經第三⽅評估，認定兩縣均未達到脫貧標準。
（資料來源：陝⻄省扶貧辦⽂件 製圖：劉杰）
政策搖擺隱憂
⽶脂縣位於陝⻄北部，隸屬榆林市，2015年財政總收⼊2億元，全縣總⼈⼝23萬⼈，屬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截⾄2017年6⽉，共有建檔⽴卡貧困⼈⼝3.39萬⼈、1.27萬戶。
對於上級政府對扶貧政策的頻繁調整，⽶脂縣常興莊村的村幹部深有感觸，有⼀次正進⾏村⺠評議，鎮⾥通知說政策變了，讓評議⼯作暫時停⽌。政策來回調整，村⺠以為村幹部有啥貓膩，隨著各式各樣的扶貧措施出台，寧靜的村莊也變得不平靜了。
⼦洲縣胡家溝村⼀位村幹部告訴《財經》記者，由於扶貧政策調整太快，村幹部成了「出⽓筒」。村裡特殊家庭就那麼幾戶，其餘⽣活條件都差不多，到底誰符合貧困標準很難認定。
「農村⼈不怕貧困，最怕不公道。」這位村幹部說，今年5⽉貧困戶核實後只留下12戶，村⺠反⽽沒有太多的意⻅，因為留下的是真貧困戶。後來政策⼜變了，只在原來基數上做了微調，遂引發村⺠不滿。
村⺠苗清貴表示，胡家溝村被剔除的貧困戶，都是因為觸碰了「九條紅線」。有些⼈放款吃著利息，還繼續享受著貧困戶政策，如果按照「寬進嚴出」政策原則，⾃⼰的條件還不如這些貧困戶，也應該享受扶貧政策。
《財經》記者調查發現，榆林各縣爭當貧困戶現象普遍，不少⼈為此⼤打出⼿，甚⾄有⼈喝農藥以命相搏。更值得注意的是，榆林對貧困戶扶持⼒度不斷加⼤，不僅體現在住房、醫療和教育等⽅⾯，每戶每年還有不超過5000元產業項⽬扶持款，這是引發⽭盾的主要因素。
因扶貧引發的⽭盾，還演化出相互揭底等情況。有些村⺠把多年前舊帳翻出，向紀檢部⻔進⾏實名舉報。在榆林採訪期間，記者也收到多份舉報材料，不僅有扶貧和低保的問題，也有村幹部虛報冒領等問題。
6⽉30⽇，榆林市脫貧攻堅領導⼩組辦公室印發通知，要求市內國有企業⼀年內安排3000名貧困⼈⼝就業，要求⼤專以上學歷，年齡18週歲⾄50週歲。
⼀位扶貧官員告訴《財經》記者，如果貧困戶識別⼯作不到位，對於貧困戶⽀持⼒度越⼤，⽭盾會越加突出。搖擺不定的扶貧政策，會導致新的不公平現象出現，也會出現「養懶漢」的現象。
（如果貧困戶識別⼯作不到位，對於貧困戶⽀持⼒度越⼤，⽭盾可能會越加突出。圖/視覺中國）
「表格」壓⼒
⽶脂縣⼀位幹部告訴《財經》記者，在基層⼯作三年，記憶最深刻的就是填表，從2016年11⽉份到現在，他的主要⼯作就是填表，各類登記表、調查表、信息採集表、幫扶卡、扶貧⼿冊、整改台帳……⼤概每個貧困戶的檔案袋⾥要裝12份相關表格和材料，另有貼⼼服務袋要裝相關10項表格，算下來就是22項。
多位基層扶貧幹部表示，對於表格的要求，縣裡有縣裡的標準，市裡有市裡標準，省裡還有另外的模板。每次政策調整後，都要重新算帳、重新填寫、重新上報。
「每個⽅案後⾯，都跟著緊急通知，讓原本繁雜的扶貧⼯作，程序變得越加複雜。」⼀位陝⻄縣級扶貧辦官員告訴《財經》記者，建檔⽴卡本是識別貧困戶的有效途徑，但因為政策不斷地調整以及基層幹部執⾏能⼒存在差異，導致⼤部分精⼒耗費在程序上。
2016年10⽉25⽇，國務院扶貧辦就曾下發通知，要求「及時糾正扶貧⼯作中的形式主義等傾向性苗頭性問題。包括，減少展板表冊掛圖，減少不必要的檢查評估、填表報數、掛圖標牌；充分利⽤信息化⼿段加強對脫貧攻堅信息管理，減少紙質表冊；嚴禁以迎接視察檢查為⽬的製作⾼檔⼤型展板、作戰圖、畫冊等。
在扶貧最前沿的農村，因⼤量年輕⼈外出務⼯，村幹部不僅⽼齡化嚴重，⽽且多數⽂化程度不⾼。這樣⼀來，貧困⼈⼝較多的村莊，從貧困戶信息摸底到⼊戶核實，以及⺠主評議逐級審核程序，都落到鄉鎮幹部身上。
為了讓扶貧幹部有效掌握扶貧政策，2017年4⽉，榆林市脫貧攻堅領導⼩組編印了《精準扶貧知識⼿冊》。該⼿冊總共87頁，對「⼀⾼於」、「兩不愁」、「三保障」、「四個切實」、「五個⼀批」、「六個精準」、「⼋個⼀批」、「九條紅線」、「⼗條鐵規」等66項扶貧政策進⾏了解讀，其中僅「⼗條鐵規」就佔⽤了10頁篇幅。
⼀位扶貧幹部直⾔，精準扶貧是⼀項好政策，⽽在基層，各類表格和各級考核巡查次數越來越多。
據知情⼈透露，榆林涉及扶貧的表格多達90餘種。2017年6⽉23⽇⾄25⽇，⽶脂縣扶貧辦為了完成數據輸⼊，包下了全縣⼤部分網吧，所有扶貧幹部通宵達旦錄⼊數據。
⼀位鄉鎮幹部說，為了滿⾜扶貧政策要求，貧困戶的各種信息都有對應的表格，包括家庭信息、貧困原因、經濟收⼊和⽣活⽀出。其中，收⼊類別就有七⼋種，甚⾄親戚送幾個雞蛋也要折算為收⼊。
在2017年陝⻄進⾏貧困戶核實時，規定了嚴格的程序，包括宣傳告知、信息摸底、⼊戶核實、⺠主評議、兩次公示、備案審核、信息採集、數據錄⼊和清洗，以及製作精準脫貧明⽩卡。
⼀位鄉鎮書記介紹，此次數據核實等於「推倒重來」，要對全鎮2萬多村⺠進⾏全⾯排查摸底。⽽且必須嚴格按照程序進⾏，每個環節都要記錄備案，⼯作量可想⽽知。
為了如期完成任務，全鎮幹部⼀個多⽉沒放假。誰知，數據剛報到榆林市扶貧辦，就被省扶貧辦督查組緊急叫停，要求對貧困戶識別重新認定，貧困戶退出也提⾼了標準。接著，信息採集表格⼜做了調整，此前採集表格全部作廢，⼀切從頭再來。
整風扶貧
6⽉19⽇，⽶脂縣扶貧辦⼀正三副四名官員同時被免職，其中包括扶貧辦主任馬會平，副主任劉榮、霍如江和劉中華。
有知情⼈⼠透露，在馬會平等⼈被免職之前，⽶脂縣縣委書記王國忠就曾因「脫貧攻堅整改⼯作不⼒」，在榆林市幹部⼤會上公開檢討。這位⼈⼠還介紹，全國實施「精準扶貧」以來，⽶脂縣的扶貧⼯作多次抽查排名靠後。
在⽶脂縣之後，⼜有多個縣市的主要負責⼈受到處分，甚⾄被免職。
2017年6⽉8⽇，陝⻄省政府召開視訊和音訊會議，陝⻄省委副書記⽑萬春要求「⾼質量完成整改⼯作和精準幫扶任務」，以確保打贏「翻身仗」、年度考核進⼊全國第⼀⽅陣。會議同時還要求，陝⻄在迎接全國脫貧攻堅巡查⼯作之前，⾸先開展市際交叉檢查⼯作。
會議第⼆天，陝⻄各市即成⽴檢查組，分赴各個地市進⾏交叉檢查。負責對榆林市進⾏檢查的是安康市檢查組。6⽉18⽇，檢查組離開榆林市時，提交了關於該市12個縣區的問題反饋清單，所羅列問題印滿20頁。6⽉19⽇，榆林市攻堅脫貧領導⼩組辦公室將問題清單轉發各縣，要求6⽉30⽇前逐條整改到位。
反饋清單顯示，⽶脂縣扶貧存在⼀系列問題。⽐如，貧困村馬湖峪村退出不達標，貧困率發⽣率為6.5%，突破了3%界線；飲⽔安全存在問題，其中有10戶貧困戶反映⾃來⽔經常10天左右無⽔，靠挑⽔維持⽇常⽤⽔。
此外，還有信息採集不精準的問題，將戶主信息錯登，家庭⼈⼝與戶⼝本、家庭實際⼈⼝不符。⽐如，⽩家溝村貧困村⺠吳正衛，信息採集誤登為「吳正雄」，其⼀家三⼝的身份信息均與實際不符。
在重點⼯作和扶貧政策執⾏落實⽅⾯，截⾄6⽉15⽇，⽶脂縣貧困⼈⼝中健康扶貧⼈⼝數據尚未核實完成。安置房建設開⼯慢，搬遷⼊住率低，個別貧困戶安全住房安置⽅式尚未明確。
然⽽，對馬湖峪村飲⽔問題被列⼊問題清單，⽶脂縣⼀位扶貧幹部表示不理解：幾個⽉前鎮裡就有安排，因為新打的井⽔量過⼩，只能重新選址再打，⽬前正在⾛申報程序，因為打井事宜由⽔利局管理，鎮政府只能逐級申報。
在此⼀個⽉前，榆林市還曾派出12個督查組，對各縣區對精準識別政策宣傳、識別程序是否規範、駐村⼈員在崗等情況進⾏明察暗訪。督查組事後出具的報告顯示，⽶脂縣範圍內存在「幫扶措施單⼀，沒有因⼈因戶施策」的情況。
察訪的貧困戶中，貧困補貼資⾦⼀律都是5000元，產業扶貧全是「買⽺」，農業扶貧都是「買刨刨機」——⼀種⼩型農耕機械。
報告還羅列另外⼀系列問題，包括有的村莊按⽐例分配貧困戶指標，使⼀些村貧困戶數量較⼤；在⼀些鎮，未對村組幹部進⾏新政策傳達和培訓，鄉鎮、村組幹部和群眾均不知道紀委舉報電話，⼀些群眾對新政策不了解、不理解；部分村書記從未履⾏值班義務，長期離崗脫崗等。
針對這些問題，⽶脂縣紀委監察局著⼿對涉及的相關責任單位和⼈員追責，並在全縣予以通報，後來被免職的縣扶貧辦主任馬會平此時已遭到「提醒談話」處理。
6⽉28⽇，榆林市脫貧攻堅領導⼩組辦公室下發通知，要求各單位要把攻堅脫貧列為⾸要任務，其他⼀切⼯作都要讓路，脫貧攻堅領導⼩組組長由市委書記戴征社兼任。根據通知，榆林市原安排的幹部換屆、培訓、各種現場會、檢查評⽐等⼀律暫停，特殊情況需要安排的活動，須經脫貧攻堅領導⼩組批准⽅可進⾏。
第⼆天，⽶脂縣委辦也印發緊急通知，要求各單位在國務院巡查結束前，取消週末休息，事後再安排補休。
⼀位鄉鎮扶貧幹部說，其實他們早已是「5+2」、「⽩加⿊」的⼯作節奏，即便如此，各級檢查組會隨時抽查，稍有不慎就可能被處分。
（資料來源：陝⻄省扶貧辦⽂件）
基層的巨⼤壓⼒來⾃於上級的嚴格要求。
《財經》記者獲取的資料顯示，截⾄2016年底，陝⻄省官⽅統計仍有105.72萬貧困戶、316.72萬貧困⼈⼝。為了落實中央全⾯脫貧要求，陝⻄省2016年10⽉出台了「⼗三五」農村脫貧攻堅規劃，明確到2020年，全省村貧困⼈⼝全部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脫貧摘帽」。
按照這⼀時間表，留給全⾯脫貧的時間僅有四年，再加上後來被中央約談後壓⼒倍增，陝⻄省的脫貧攻堅⼒度加碼。
《陝⻄⽇報》曾報道稱，⾄2017年，⽶脂全縣92個貧困村、3.7萬貧困⼈⼝要全部實現穩定脫貧，2019年全⾯進⼊⼩康社會，「這是⽶脂縣委、縣政府確定的脫貧攻堅⽬標」。
這⼀宣傳⼝徑與榆林市的要求吻合。早在2015年7⽉份，榆林市就明確提出三年率先脫貧，五年全⾯建成⼩康的⽬標。
2016年10⽉，陝⻄省政府出台《貧困退出實施意⻅》規定，按計劃脫貧的貧困縣（區），⼀次性獎勵本縣（區）上年度中省專項扶貧項⽬資⾦的10%，最低300萬元；提前脫貧退出的貧困縣（區），⼀次性獎勵本縣（區）上年中省專項扶貧項⽬資⾦的30％，最低500萬元。
知情⼈告訴《財經》記者，陝⻄省原本給延安市和榆林市定的脫貧時間分別是2018年和2019年，後來是延安市、榆林市⾃⼰提前到2017年。
相⽐於省內其他地市，榆林市在扶貧資⾦投⼊上佔有絕對優勢。2016年，榆林市⽣產總值達2773.05億元，在省內排名第⼆，財政總收⼊487.80億元，累計投⼊財政扶貧資⾦9.15 億元。「如果榆林都脫不了貧，那省內其他地⽅更脫貧無望了。」上述知情⼈說。
產業扶貧不易
在此輪精準扶貧中，發展⽣產、易地搬遷、⽣態補償、發展教育、社會保障兜底被列為五種主要的扶貧⽅式。
其中，產業扶貧被認為可以阻斷貧困發⽣的動因，⽽受到各地重視。
2017年5⽉25⽇，陝⻄省委副書記⽑萬春在⼀次視訊會議上，肯定了榆林市榆陽區趙家峁村集體經濟模式。
趙家峁模式的最⼤特點，是利⽤其區位優勢發展旅遊產業，並推進集體資產實現村⺠持股，既壯⼤了集體經濟，也提⾼了村⺠收⼊。
然⽽，複製趙家峁模式並不容易。⻄安市戶縣家佛堂村的48位村⺠代表以股⺠形式，註冊成⽴了⻄安萬花⽣態農業莊園有限公司（下稱「萬花農業」），對太平萬花⼭風景區進⾏改造，安置本村勞動⼒46⼈，其中包括殘疾⼈和低收⼊群眾16⼈。
儘管兩個村發展模式相似，遭遇卻截然不同。萬花農業成⽴之初，就委託第三⽅機構編制了《地質災害評價報告》、《防洪影響評價報告》、《⽔⼟流失影響評價報告》等相關⼿續，並逐級上報⾄⻄安市秦嶺辦，⾄今未獲批准，也就沒有辦理相關⽤地⼿續。
《財經》記者發現，依據2008年施⾏的《陝⻄省秦嶺⽣態保護條例》規定，海拔1500⽶以下部分區域為適度開發區，萬花農業公司所開發景區，處於550⽶⾄700⽶之間。
2017年6⽉6⽇，⻄安市集中整治違法⽤地專項⾏動領導⼩組下達督辦函，以市秦嶺辦准⼊為前置條件，要求戶縣政府⽴即叫停萬花農業公司經營項⽬，按照「既處理事，⼜處理⼈」的原則進⾏處罰。
另據《財經》記者了解，⻄安市戶縣管坪村曾扶持種植蘑菇，由於沒有把握好市場需求，不少貧困戶沒有賺到錢，反⽽賠了錢，此類案例並不少⻅。
⼀位扶貧幹部表示，⼭區⼩農式的產業扶持造⾎功能不強，合作社形式則缺少真正的致富能⼈，同時無法把控市場風險。由於村⺠與幹部之間的⽭盾升級，很多村不願申報項⽬扶持資⾦，導致⼤量扶貧資⾦閒置。
為了讓扶貧資⾦盡快到位，榆林市建⽴了限時辦結制度，結餘資⾦消化這才取得了進展。截⾄2017年5⽉10⽇，榆林市12縣區結餘四級財政專項扶貧資⾦3.43億元，較4⽉20⽇減少了1.84億元。
本⽂開頭提到的樊得勝，已完全喪失⾃理能⼒，⼉⼦和⼥⼉⼜都在上學，⼀家四⼝全靠妻⼦周⽣芳照料。⽽周⽣芳⼜⼀字不識，從來沒有外出務⼯經歷。對於這樣的特殊家庭，產業扶貧政策很難奏效。
⼀位扶貧幹部告訴《財經》記者，他所在的村經濟落後，⾃然條件惡劣，年輕⼈⼤量外出，在村裡留下的基本上就是⽼弱病殘，連⼉童都幾乎沒有，村裡常住⼈⼝平均年齡達到55歲以上。對於這部分特殊群體，扶貧本身就是難題。
他認為，那些缺乏勞動⼒的家庭，應該從扶貧範疇中剝離出去，通過社會保障體系保證他們的基本⽣活。
低保和扶貧的區別在於，低保屬於社會救助制度，⽽扶貧則是為幫助貧困地區和貧困戶開發經濟、發展⽣產、擺脫貧困。1986年，為了有針對性地消除貧困，中國政府決定投⼊財政資⾦，輔之國有銀⾏貼息貸款，重點扶持全國最貧困的331個縣。各級政府的扶貧機構也應運⽽⽣，其職責為安排專項資⾦，制定專門的優惠政策，並確定開發式扶貧⽅針，歷經31年，數億貧困⼈⼝成功脫貧。
相對於扶貧政策，中國低保制度起步較晚。1997年，國務院要求各縣級以上城市和縣政府所在的鎮要⽤兩年時間，建⽴起城鎮居⺠最低⽣活保障制度。
事實上，農村低保制度的探索要早於城市。只不過受傳統農村集體福利思維的束縛和農村稅費改⾰的影響，制度建設進展緩慢。直⾄2003年，在城市低保制度取得突破後，⺠政部開始重新部署農村低保制度建設。
2005年，陝⻄省開始實施農村最低⽣活保障制度，相繼出台了低保戶認定標準，以及相應的規章制度，多數低保戶以孤、寡、殘、病家庭為主。
2016年，陝⻄開始實⾏農村低保標準與扶貧標準的「兩線合⼀」，農村低保最低限定保障標準提⾼⾄年⼈均3015元，對部分和完全喪失勞動能⼒的⼈實施兜底保障，最⼤限度對孤、殘貧困⼈員實⾏集中供養，⼀度成為扶貧亮點。
然⽽，低保⽐例過⾼⼜存在「⼀兜了之」的嫌疑。中央巡視組對陝⻄的巡視報告認為，「⼀些市縣脫貧攻堅不下苦功、⾛『捷徑』，『五個⼀批』中『社會保障兜底⼀批』的⽐例⾼，2016年全省有4個縣超過50%，其中延川縣⾼達70%，存在『⼀兜了之』情況」。
本文經作者白兆東授權轉發，原報導請見《財經》雜誌：https://www.mycaijing.com/article/detail/335981?source_id=40